最近在世界經濟領域上發生的兩件大事，正深刻的衝擊了全球化的步調；非常詭譎的是，擾亂因素反而來自於全球化製造者──富裕國家內部，而非一般所理解的全球化中的受害貧國。

一是混雜了人民幣升值問題的中美紡織品貿易大戰。1993年烏拉圭回合所達成的ATC協議（紡織品與服裝協議），規定2004年底前逐步取消紡織品與服裝貿易的配額數量限制，達成全球紡品一體化；然而，這個新體系剛運行半年，美國和歐盟便相繼對中國的多類紡織品進口發起特別保障調查及限制措施。美國國會提出了「中國貨幣」法案，要求人民幣必需在6個月內升值，否則將對中國輸美商品課以27.5％的高關稅；法國為了歐盟憲法公投問題，向選民作出不允許中國紡織品入侵歐洲，以免升高失業率的表態。這兩個主要經濟體為了政治原因，一致升高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二則是日前在法國與荷蘭進行的歐洲憲法公投，分別以55％與超過6成的反對票遭到否決；這使得歐洲整合前景再度蒙上陰影。前社會主義陣營的拉脫維亞，國會卻以壓倒性多數批准歐憲。

正因為全球化如火如荼的進行，反倒造成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的崛起；同時，歐洲為了因應全球化，才進行區域經濟整合，期許以「大歐洲」姿態迎戰美、中兩大經濟體。尷尬的是，如今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美國與歐盟──皆面臨來自內部力量的掣肘，尤其是在全球化中節節高升的失業率；面對國內的政治風險，先進國家政府遂以要求「公平貿易」為由而啟動貿易保護主義。在外部，反倒是因全球化而得利的後進轉型國家振振有辭，要求先進國家需執行原來允諾的自由貿易政策到底，例如中國與東歐。

這是一幅怪異而荒誕的場景，當美國紡織業工會抱怨中國造成了美國1.6萬的紡織業失業人口時，中國則回以如果被迫放棄紡織業，將造成高達1千5百萬的失業大軍，波及人數更可能高達上億。相同的，面對東歐的「波蘭水電工」現象，西歐工人們也擎起反對大旗，先進國家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所推動的全球化，遇上了國內無產者的反對與後進轉型國家無產者的節節進逼。

經濟全球化的內部階級矛盾，往往轉化為政治上民族國家的對抗。過去，這樣的矛盾和衝突往往以戰爭收場，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如此產物；如今人類又遇到了同樣的難題。馬克思曾經極其深刻的描寫資產階級不斷橫衝直撞擴展世界市場，並且預言資本主義的發展終將衝破民族國家藩籬而形成世界政府。或許可以說，一時的反挫是必然，其規律與趨勢卻不會改變。恆亙在眼前的，反而是資產階級有無可能以更精緻更高級的形式化解其衝突的課題。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國營事業每每遭民進黨批評為由國民黨高層所把持的壟斷事業，予人「國庫通黨庫」的印象。然而在民進黨執政且積極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後，不僅未能終結國營事業貪污腐敗的亂象，反而於國營事業相繼公司化之後，在任用人事與採購上傳出不少弊端。台灣國營事業的病灶並不能簡化為「國庫通黨庫」，因而民進黨開出的「民營化」藥方不僅無法藥到病除，還加重了病情。

國營事業既為「國營」，便需受行政機關的規範與立法院的監督；不論是營業預算、員工待遇、業務計畫與採購契約都要經過主管機關核准，而盈餘則需上繳國庫。台糖前任董事長龔照勝得以上下其手、圖利特定人士，就如同余政憲夫婦與馬永成乃至陳致中得以挪用公務車一般，墮落的是政客而非國營事業本身，而民營化的方向僅會造成人民失去監督國營事業的法源依據，而使得事業高層得以更隨心所欲地上下其手。

在行政與立法機關的監督之下，國營事業尚未能擺脫腐敗政客的魔爪，要寄望民營化能終結貪污亂象無異是緣木求魚。國營公司公司化的董事係由政府指派，任期不定，無績效壓力，兼之許多公司決策得以規避立法院監督，導致國營事業貪污腐敗的黑洞更形擴大！

在2000年總統大選前不斷抨擊國民黨把持國營事業的民進黨，在執政之後雖誓言要推動國營事業改革、逐步將其民營化，然而在執政之後便嚐到甜頭，讓國庫改通民進黨的黨庫，以致於國營事業至今仍未能完成自由化、民營化的目標，甚至在近日又傳出台糖蘭花咖啡館的發包採購過程在前任董事長龔照勝任內圖利特定人士，很難讓人不質疑民進黨所謂消滅貪瀆的決心。

由於國營事業往往在市場上佔壟斷地位，因而缺乏競爭者，無法激發員工的鬥志；而國營事業也並沒有必須達成的年度營收目標，才使得經營管理者可以不顧後果從中上下其手。國營事業多年來所累積的陋習，唯有徹底改造企業組織方能擺脫沉痾；然而目前國營事業一直停留在公司化的階段，無法繼續向民營化的目標邁進，執政黨難辭其咎。

若要解釋為何執政黨未能順利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民進黨在嚐到權力所帶來的便利之後，食髓知味，徹底顯露出過去的批判僅僅是出自酸葡萄心理。為免遭受後代子孫唾棄，奉勸執政黨還是儘早執行競選政見中的國營事業民營化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