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水扁政府為著財政赤字不斷攀升發愁（事實上，早已超過政府公債法的上限了），並為籌措向美國巨額軍購的財源傷腦筋之際，忽然注意到社運團體泛紫聯盟主張加稅。於是陳水扁總統立即宣布加稅計畫，彷彿十分順應民意似地。

這不僅違背他在競選時不加稅的保證，不僅與泛紫聯盟的主張南轅北轍，且顯示缺乏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起碼堅持，完全看不到絲毫理想主義的色彩。民進黨執政之初，不少人寄以改革者的期待；有些評論甚至將民進黨視為左翼政黨。加稅計畫把人們這種幻覺徹底戳破，顯示民進黨極右、投機的真面貌。

泛紫聯盟的稅制改革運動，主要目標在於改進目前台灣租稅制度的不公平。台灣稅收總額中，薪資所得稅占7成左右，遠超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普通資本主義國家的稅收大宗來自投資營利所得（包括個人與企業）。但在台灣，一般占個人投資所得大宗的證券所得完全沒有課徵；另項大宗的房地產投資所得，因基於嚴重偏低的公告地價而使稅收大打折扣；再者，企業的營利所得稅，則由於政府長期獎勵、減免稅的規定，而使稅收大量流失；這幾大宗該扣而未扣的稅，造成薪資所得稅比重上揚，很明顯是不公平的租稅制度。

受薪階級的租稅負擔不僅在相對比重上偏高，在絕對負擔上亦偏高。這是因為該收的稅拿不到，政府就朝受薪階級的所得稅動腦筋——免稅額過分偏低（每人每年只有7萬多元，一個月還不到7千元，教人怎麼生活下去？），讀書人工作之餘搖筆桿的微薄稿酬也不放過。另外，不分貧富，按人頭繳納的營業稅、貨物稅等間接稅，其稅率亦都偏高；這些全轉嫁到受薪階級，以及其他中下貧困階級身上。因此，受薪階級在稅負的絕對承擔上是十分沉重。

任何了解這種不合理的稅收制度者，都了解稅改的方向──要使稅租負擔合理化，即提高投資獲利者及富人的納稅比重，並適度減輕窮人的納稅比率；使當前賦稅課徵落實，國家總稅收也會提升，從而有助於政府財政不足。這方向正是泛紫聯盟稅改的要點。

陳水扁在了解這種不合理的租稅制度下，卻還提出加重窮人負擔的稅制「改革」。這不僅充分說明民進黨極右的真實面貌，也表明了民進黨如何善於扭曲社會運動的主張來達到一己之目的。在稅制改革議題上，扁政府強姦了泛紫聯盟的真情。

尊龍客運風波再起。該客運公司司機向媒體投訴，每天開車時間加上待命休息共計14至18小時，執行董事劉章龍在媒體公然狡辯說，駕駛時間只有10到12小時，其他都是駕駛的「休息時間」，聞之不禁為仰賴公共運輸的市井小民「行的安全」捏把冷汗！

「企業社會責任」是當今管理界的顯學，筆者上週於本專欄亦為文寫到：「為數廣大的中小企業員工，在有限的企業利潤下，的確很難指望企業社會責任會對其福利產生什麼正面的效果。」果不其然，尊龍超時駕駛所反映者，在在證諸仰賴企業「良心發現」實如緣木求魚，只有讓工會進入企業治理的競技場中，方能有效以一般民眾角度，站在維護社會起碼公平與正義的前線。

官方此時尤應扮演「催化劑」的角色，而不是讓企業放任自流。所謂棍棒與胡蘿蔔的策略，一方面對特許事業嚴格加強勞動檢查，勞委會與交通部應協調合作，以凍結執照為籌碼迫客運業雇主與工會進行團體協約簽訂，建立勞資互信關係，改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則是在總量管控的原則下，每年進行路權審查，將是否出現重大勞資爭議列入審查項目，制裁不肖資方，維護公民享有安全舒適公共運輸的權利。

看到尊龍客運司機員在彈性化下超長工時的勞動條件，聞之都令人鼻酸，加計休息時間的總工時長達18小時，比起兩百年前的工業革命時期實不遑多讓！邁入21世紀的台灣，竟然還有如此惡劣的勞動環境，是台灣之恥，亦是台灣工運界莫大的悲哀！

在廠場工會，或稱為企業工會的組織型態下，工人之間的關係其實是相當曖昧的：同樣被剝削，但是其待遇又仰賴資方的獲利能力，於是被剝得更厲害而不敢吭聲，深恐一出聲後馬上就被裁員；而企業意識同時妨礙了同業工人進行橫向組織的意願。因此當台汽工會進行民營化攻防戰時，少有運輸同業工會願意提供實質支援；尊龍事件，反映的同樣是客運業共同存在的問題，遺憾的是，如此不人道的勞動條件，並未激起不分企業別、司機員工同仇敵愾的火花。

產業別工會可貴之處，便在於一張大雨傘底下，大大小小企業所雇用的員工，都可以在同張傘下尋求保護！眾所皆知，客運業某種程度上是仰賴地方黑金共生的結構，單打獨鬥，肯定慘兮兮，而此時足以擔負串連運輸業工人者，只有暫時不被私有化的鐵帽子──台鐵工會，期待台鐵工會擔負起保衛同業的使命，為台灣積弱已久的工運再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