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剛
（原刊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8期編輯室報告，2005年6月）
今天(2005/5/30)中國時報已經冒出了「連宋龍」這一個複合詞，說「連宋龍登陸中國，掀起台灣熱」。但在此，我們必須公道地說，連和宋龍應該還是有差別的。連有近現代史意識，能夠上下一百年談北大、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台灣的成就」和廣義的中國近現代史關連起來，而龍女士則將台灣的「成就」內鎖於台灣，歸功於「野火之前」的知識份子（從賴和到陳映真），野火，以及野火之後的黨外與民進黨。這樣一個史觀，除了大膽的自戀外，還有兩大問題，一，延續內戰與冷戰思維，把台灣孤立於中國的近現代史之外；二，把陳映真這般苦心孤詣的理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奮鬥，以及畢生對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判，馴化於龍女士的現代化地景的獸檻中。如果龍女士能這樣肯定陳映真，為何不能移情地也能同情在中國的近現代歷程中，多少和陳映真相類的靈魂，在龍女士所否定的「大敘述」裡進行艱苦的、散發人性光輝的、令人尊敬的奮鬥與實驗？
對龍女士的靜態的、享樂主義的、現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觀，我們深不以為然的另一原因在於她論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經批評的「沙文主義」窠臼：以一個負面他者為對照，對自身進行肯定。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開放的、進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觀。多元認同不是對既存認同與價值作永恆消費，而是要從他者（甚至是你的敵人）那裡學習到新的價值。對龍女士而言，「中國」，除了「書法、詩詞、老莊」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現代越乏善可陳，甚且是一個退化。不客氣地說，這多麼像是近代日本右翼對「中國」的立場啊！龍女士透過對於中國的這種俯拾即是的現代化派刻板印象，而取得對台灣的自我恭賀姿態──所謂「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不但沒法對既有的各種價值與認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恆地沈迷於眾聲喧嘩，五色令人目盲，而無法提出批判的基礎。瓦解批判的基礎，也就是瓦解進步的可能，以及對於社會運動的無情傷害，最後刨掉了民主的生機。龍女士在盡力瓦解大敘事的同時，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丟棄了，嬰兒，不待言，自然是那改變現狀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烏托邦的想像。因為有嬰兒，歷史才不會終結，社會才會「改變」。龍女士把連宋當成「理想家」（相對於未指名的「大說謊家」），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缺乏理想，二十年前反戒嚴體制時空下的「野火」，現已成為中華民國號的「鍋爐火」──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野火總還有亂竄的想頭，鍋爐火則是被馴化的火，只能和茶米油鹽並列在一塊兒，慢慢把船帶到那個明確的終點而已。龍女士最不可能在這篇文章裡談到的是「理想」二字，但她也還是拿來就談了，而且是在不對的時刻，不對的地方。
龍女士要湊上來談均富這個理想，也很好啊！但為什麼她以前不談，也不在台灣談，也從不對「均富」的惡化提出過原則性批評，但現在卻到中國大陸談均富？曾經，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的確可以引以為傲的是，相對於中南美，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沒有伴隨惡質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但是在這些年來，台灣的相對「均富」已經急速惡化之時，龍女士不對它提出警訊與批評，反而像天真的富家子，不知家道中落，還在外頭誇富一般，對著大陸大談台灣的「均富」。這個姿態其實可能只是對中國崛起的焦慮：畢竟中國你也富起來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灣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禮。這樣的以均富為理想的氣度很好，但可惜沒有歷史感，也不符合現實。我們只要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4期，美國學者博格的文章的數字，就可以把該說的說清楚了：
按照世界銀行的固定國際貧窮線（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這條線之下的人數，1998年比1987年還多──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遽減百分之三十（從1987年的三億零三百三十八萬人，降到1998年的二億一千三百十七萬人），和世界其他地方增加了可觀的百分之十二（從1987年的八億七千九百八十一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九億八千五百七十一萬人）。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財團法人大武山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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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真正有氣度的批評矛頭應該指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是它在近二十多年來造成了民族國家範圍與世界範圍內的貧富不均惡化。但龍女士不曾就此批評美國，畢竟因為美國在現代化道路的終點，是西天；美國的霸權不存，現代化意識形態竟將焉附？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宣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這是龍女士的判斷，但理由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龍女士說，台灣縱然有種種問題，但難道，她急切地說，您還看不出來「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嗎？中國和台灣將永遠你是你，我是我，除非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來。她雖然指出，（也許相對於美國、德國），台灣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但她顯然有點過於滿意於半路的風景（例如智障兒端出咖啡給等待洽公的你，中庭遇到市長可以索求簽名，可以在華燈初上時與三千台北人在國父紀念館觀賞紅燈記──這，我必須說，哪是台灣！其實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北東區」），而大有不想走下去的樣子，何況停下來還可以回過頭，對著遠處的、岐路上的中國呼喚。「中國」讓龍女士得以重新振奮，得以重燃野火。
龍女士因而是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這個高度在哪兒呢？似乎是她心目中的西方（美國？德國？）吧！能不是嗎？龍女士因而是最初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主要推手之一杭亭頓(Huntington, Samuel)的「文明衝突論」的華裔繼承者，背負了更沈重的、更複雜的高等華人的自責、羞恥與憤怒，輾轉於古典故國之思與對今日不材之恨的兩極之間，但她的位置始終是游移的。她被濃重的道德感所支撐，把所接受到的批評對話當作她的苦行，把她自己選擇的流動當作放逐。「中國」這是她的試煉、她的救贖，與她的負擔，她已經救贖了一個中國了（名曰中華民國），把它安頓在中途之家，旋即趕往救贖另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在現代化承平世界中終不成正果的截教，一個喪失典雅的古老東方。龍女士戴起盔甲，迎向這個大風車。
龍女士的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但就兩岸之間實際的政治意義而言，龍女士不得不是個徹頭徹尾的中華民國派，是一個超世俗化、現實主義的、以及文明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我們認為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的理念仍然是連續於過去的內戰與冷戰思維，並和「近現代中國」處於刻意的、意識形態的、因而是反歷史的脫勾狀態。以對立於「中國」為自我定義的「中華民國」，仍然受限於霍布斯式國家的古老格局，無法進行真正的區域的和解。「中華民國」這個浮現中的主流，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化解了藍和綠，但並沒有超克藍綠，而是攪拌藍綠。關於這個主流的浮現，我們並不唱和，而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並不認為現在的情勢，和二００三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編委會之名發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的宣言時，有真正清楚的突破性變化，雖然戰雲暫時轉淡，但隨時可以重捲，因為結構條件仍在。令我們憂心的是，台灣社會的批判的公共論述並沒有深化與普及的跡象，人民關於他們的焦慮與痛苦（與茶米油鹽有關或無關）的失語狀態並沒有改善，而菁英依然敏於花腔的修辭，拙於探求社會的真實。龍女士所強調的消極個人自由並非沒有價值，它當然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成就，但顯然對批判的公共領域的開展並無助益。
以上是就龍女士的「理路」（包括發言位置）所進行的批評，但這畢竟非其所長。龍女士，首先與最後，還是一個「文化人」，一個書寫感性文章、召喚認同、導引情緒的人。但弔詭的是，這種文人身份，恰恰是她所批判的中國傳統裡最悠久綿延的傳統之一，不做調查、不講理論，只是舞動其生花妙筆──文人士大夫也。這樣的書寫，可以無害地作為茶餘談資，但就社會的、歷史的層次來說，一個社會裡如果佔主導位置的言說模式是這般的話，那則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因為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實踐」只是在鼓動情緒、召喚認同。
龍女士極有才情、極有策略地，以「紅燈記」在台北上演的側錄作為文章的開場白，描繪出「中華民國人」的群像：冷靜、怡然、篤定、包容、尊重、幽雅…。這些或許都是事實，而我也的確也相信龍女士的目睹報導基本為真，但是以這樣的一種文字來向大陸讀者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的真正問題所在，不是在修辭美文、不是在印象派寫作、不是在選擇性認識，而是書寫者到底要和讀者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要人們進入到妳所設定的情緒網罟裡，進行感動與認同消費呢？還是藉由對話，深化整體社會的理解、提問與批判能力？
「中華民國認同」的浮現，對於兩岸人民的和解究竟是否有益，我們不敢過於樂觀。但要做的事還是要做，我們認為知識份子首先應當反省自身的狹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對區域發言，以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自居。區域主義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應是最起碼的立場。我們不同意於龍女士的，最終還是在於她雖然在區域間說話，但並沒有促進區域間的對話，反而以一種弔詭的修辭，增設了區域間的壁壘。
這是台社第五十八期的編按。本期編按因為主編徐進鈺在編輯一切就緒，準備出刊前，身體違和，因恐耽誤出刊，而囑本人代為撰寫編按，並建議或許可就近來的時勢發展作評論，因此有了此一不規格編按。本期台社非常緊湊精彩，四篇正式論文之外，還有各種文類，以不同方式探討了很多重要問題，其中，「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的多篇文章，以及針對佩里‧安德生的「回應與討論」，更是台社近年來一系列站在區域左派進行論述的位置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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