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落幕的第二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由於與第一次學測試題的難易度差異太大，因而引發師生、家長的疑慮，認為將不利於以第二次學測成績作為分發入學依據的考生。不過，依據師大心測中心的解釋，由於兩次學測成績是以第一次成績作為常模，並將第二次成績經過統計轉化，因此是兩次成績可以相互比較的標準化成績，並不會不利或有利於以哪一次成績作為登記分發依據的考生。

就測驗技術而言，心測中心的這項說明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基本學測目前的主要問題並不是在於測驗技術上，而是在於基本學測的原始意義早已面目全非。事實上，上述的這個技術說明就引起了一位國中校長一針見血的評論，他說：「當初規劃基本學力測驗不是說只是要當作門檻嗎？為什麼現在反而搞得那麼複雜？」這句話非常精確的點破了目前基本學測的最尷尬所在。

基本學測的研發，當初主要是多元入學管道的環節之一，所謂的門檻意義，也就是「最低標準」，亦即，這項成績所代表的是考生所具有的基本學力，只要「合格」即可，再兼採考生在校期間的其他表現，而較為全方位的衡量考生的入學資格；然而，這項原始立意，現在卻變成了反其道而行的「超級大聯考」。當前，不但申請與甄試入學幾乎只以學測成績作為考量，登記分發入學更是如此；由於登記分發僅考量學測成績一項，復又規定登記分發名額不得少於錄取總額的50％，再加上全國一致的考題，考生們可在全國範圍內任選一分發區進行登記，實質上使得全國範圍內的每一個考生都成為其他考生的潛在競爭對手，其競爭激烈程度，更甚於以往全國分為數個聯招區、各有其考題的景況。又加上所謂的量尺分數的設計，往往對錯一題其分數就可能有極大的差距，這就使得考生、家長們對於試題更加的敏感與斤斤計較。

目前，基本學力測驗中所出現的許多爭議，可以說都和學測成績違背作為門檻的初衷有關，且學測成績無法具體實現其作為門檻的意義，事實上也象徵著多元入學方案的尚未成功。如今，這個重大關鍵被一位校長犀利的指出，教育部也該針對這個問題妥思一個克服之道。

當對「競爭力」的要求愈來愈強，「向上流動」的機會愈來愈難以企及，許多人開始乞靈於教育，希望透過教育來找尋向上提升的機會與方向。但升學機會與家庭經社地位的正相關事實，指出了以上想法的妄想性；亦即，教育行為不是產生、而是反映社會和經濟不利的現實；改進教育體制的舉動可能是枉然，除非這些政策與矯正社會不平等的基本結構結合。

處在微利時代，無須多說，企業要繼續維持股東、國際投資法人的信賴而繼續掏錢，只有兩條路：給與所謂「高貢獻度」員工更多獎勵，同時對所謂的「低貢獻度」、或邊際勞工盡量壓低工資。政府對這樣的趨勢口頭上不說，骨子裡相當歡迎，因低薪資就業結構讓失業率不致飆升，又可減少為救濟失業所進行的社會性支出。

低薪資社會讓「終身教育」變成了一帖騙死人不償命的迷幻藥，花錢、花精力為找工作習得諸多技能，擺到勞動力市場待價而沽，個人彼此間的競爭反倒給老闆更多的議價空間，這又形成了一個新的買方市場格局。

過去，社會迷信「教育」與隨之而來的「競爭力」修辭，忽視社會政策，現在嚐到苦果；與其說是報應，不如說是右派在意識型態與物質生產領域，又狠狠地贏了一著！

台灣經濟近6年來進入嚴重的震盪期。產業生產力依然居高不下，但每人年工時與1970年代不相上下，大部分人的薪水增加程度卻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在以往就業型態尚稱固定，每個人的收入大致圍繞在一個相對固定的波狀曲線附近，現在則是出現變動的態勢：波狀曲線逐漸下沈，低薪與失業成為常態，當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擺盪在1萬8到2萬5之間，無疑為較低學位的社會新鮮人敲響了貧窮的警鐘。

「工資蕭條」，伴隨個人責任色彩強烈的「第二代健保」與「勞退新制」，以及各種有利於有財產者的稅制結構下，台灣幾乎不存在任何往基層的再分配，反倒造成底層變相補貼富人的逆向重分配。而「平等」這兩字，從來就不是近20年來民主政治的議題。

據統計，台灣貧富差距，最高級距與最低級距的差距已高達11倍多。的確，知識經濟拉高了貧富差距，但畢竟只是表象，製造不平等的與其說是個人資質，倒不如說是政策為富人「做多」所致。

台灣過去的工運，僅鎖定在關廠、福利、反民營化等問題，對社會平等的關照明顯不足。難道這些低薪者、失業者不是我們的勞動兄弟姊妹？面對兩極化的台灣，工會是該要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