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教育公共化連線」近來一系列的對抗高學費趨勢的行動，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日前在答覆質疑時表示，學生如果負擔不起高學費，就要努力考上好大學。吳副院長的這句話，大概是這些年來政府官員在面對學子反高學費行動中，最讓人為之瞠目結舌的一句話了，也是繼陳水扁總統所言「將大學教育當做一種個人投資」之後，另一個十分經典的、將教育當做一種市場商品的徹底表現。

在一個商品化的社會中，運用商品邏輯來思考一切，似乎是十分自然，而且，以道德的角度言之，個人付出多少努力、就得到多少結果，亦是十分正當；但問題是，教育是否做為一種商品，從來就沒有一個天經地義的結論，同時，若教育變成一種純粹的商品，那麼，上述那種道德原則也將可能遭到破壞，因為做為一種商品，對其接近的權利與能力，很大程度並不取決於個人的努力，而是取決於「市場購買力」，而「市場購買力」與個人的努力與否，亦不具備任何毫無疑義的正向相關。

因此，在「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就明確宣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開放。」這段宣示首先明白界定了教育是一種「權利」，那麼，無論教育是否可以具有商品的性質，或是商品化程度的高低，它的「第一性」、「優先性」就是一項基本權利，而做為一項基本權利，它當然就應該是免費的，即使無法做到這一點，那麼，「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而「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換句話說，一個人是否能接受高等教育，除了其所具備的成績這項標準外，別無其他門檻。這也表明了，以接近市場商品能力的高低來決定一個人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不符合「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

從歷史上來看，「世界人權宣言」的誕生，是與人類在經歷過商品社會和現代科技文明的高度發展下，所產生的對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的破壞、人權的壓迫等慘痛的歷程有關，並從這段歷史經歷中累積出一整套的心得與教訓。如果這樣來看，我們就不能忽視「世界人權宣言」對教育所做出的這些宣示，它絕對與社會能否穩定運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絕不會是一個將一切事物都以商品待之的國家，這是「世界人權宣言」對我們所揭示的，希望它對於我們的國家官員們能有著同樣的啟示效果。

走過26個年頭，催生了一部消費者保護法的消基會，卻面臨縮小營運規模的危機。在當前愈來愈像是「財團治國」的態勢下，更加凸顯消基會存在的意義，但也同時暴露了消基會的侷限性。

消費者運動的歷史源遠流長，近代較為知名者，為美國律師Ralph Nader在1965年撰寫《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一書，揭露汽車公司的不良設計帶給消費者的危害。1971年，Nader創立消保團體「公民」（Public Citizen），揭櫫「保衛公民健康、安全與民主權利」的成立原則，「公民」所關心的範圍，不光是泛泛的民生消費問題，從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休旅車的設計製造，以及對空氣污染的影響、水電事業私有化、醫療保健等問題，「公民」所提出的調查報告，無一不是對大肆擴張中的企業權力對廣大民眾提出警醒，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提出相對尖銳的批判。

台灣的消基會，這幾年來確實與時俱進，從黑心商品到現金卡高循環利率的揭露等事項，交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但在其他方面，比如說中華電信罷工一案中，卻呈現出抵制罷工的保守態度。消基會必須與社會進步力量相結合，而不是孤立的存在，才能找出全球化時代生存的契機與成長的動力。

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宣布財務吃緊，即將裁員因應，聞者無不鼻酸。

平心而論，消基會以其老字號的非政府組織招牌，所累積的社會資本應該是全台首屈一指，財務出現問題，固然是收入趕不上支出的速度所致，但吾人不禁疑問提道，其他NGO是怎麼活下來的？

首先，是承接政府的案子，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像許多社會福利社團承接政府「公辦民營」的計畫，但卻常被譏諷為「拿錢手軟」，失去了可以存在的批判性格；不然，就是接受財團的資助，數年前勵馨基金會與台鹽合作，每年便有數百萬的進帳，其中是否有政治關係從中牽線，我們持保留態度，甚至許多NGO擺明是財團底下的「企業社會責任部」，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除了以上兩者，還有一類不以政府與財團為資金來源，而是仰賴會員制的固定捐輸。公益團體一方面因具備草根基礎，進而得以達到更廣泛的民主化；另一方面財源穩定，步履自然踏實，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此類多以國外的經驗居多，帶領民眾對環境保有一定程度的關懷，不是像個派出所式的接案單位，當可擴大社會認同基礎，轉財務危機為生存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