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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電子報
 
 

↘↘在看了王丹評我們家《請帶我走》一書之後,才知道原來作者張抗抗和王丹有這麼一段因緣。而繼備受好評的《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後,我們於九月推出劉劍梅女士的《狂歡的女神》。不同於一般台灣的女性學者在探討女性議題時的角度,劉劍梅以她旅美學人的背景,以完全不同的觀點,帶我們重新來討論吳爾芙、芙烈達‧卡蘿......這些特殊的女性故事。下方華麗的附上一篇她談凱特‧蕭邦的文章,相信可以讓大家更直接的感受到作者的用心啦!:)

九歌小工

 

 

【中國時報開卷版—每週推薦書】

革命時代的溫情/王丹(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2005/07/31 )

  抗抗是大陸「知青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曾經在東北的「北大荒」農場勞動8年。提到知青生活,有人想到的都是 政治運動帶給一代人的悲劇,有人想到的是「無悔的青春」和飛揚的理想主義。在《請帶我走》書裏,〈請帶我走〉和〈那一年我們十九歲〉兩個短篇小說中,張抗抗給我們展示了那個革命年代為人所疏忽的一面,也是被時代意義和政治性掩 蓋的一面,那就是那個時代中的溫情。

  張抗抗在描寫那個年代,那個上百萬青少年把青春虛擲到農場和鄉村的年代的時候,我們看不到悔恨,也看不到眷戀 ,我們看到的是女孩子楚小溪對「反革命」大哥哥杜仲的一份朦朦朧朧的依戀,以及多年以後這種情懷若隱若現的綿延,
是楊紅櫻懷著尋找父親的目的彙入知青大潮後,那種對父愛的渴望與執著,以及明知自己所認的不是真正的父親而仍然奉 養到底的那種複雜心情。這裏沒有轟轟烈烈的革命,也沒有轟轟烈烈的愛情,有的只是大革命時代下的小小的溫情。但是
這難道不正是對那個年代的最好的回憶嗎?如果那個年代在歷史上留下的只是個人與人性被銷去痕跡的篇章,只是慷慨激 昂與反省批判的紅色光譜,知青一代的悲劇不是更為深沉嗎?在作品中,讀者可以從文字裏面感受到作者對自己青春時代
的感情:她用淡淡的筆墨刻畫苦難,那種感慨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盪氣迴腸。

  描寫革命時代的溫情,也是一種對歷史的忠實記錄。這就是張抗抗 的《請帶我走》讓我玩味的地方。......more


【新書推薦】

狂歡的女神》 劉劍梅

凱特‧蕭邦:「壞女人」的百年震撼

在今天的美國校園裡,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女作家凱特‧蕭邦(Kate Chopin)的作品已成了經典,她著名的小說《覺醒》總是被列為女性主義研究課的必讀書之一。大多數女性喜愛《覺醒》,而多數男性則不能接受。當這本小說在一八九九年最初出版時,凱特還是位孤獨的拓荒者,《覺醒》受到了許多批評家與讀者的非議,人們對這本小書所傳達的大膽的女性主義的信息不以為然,有人甚至指責凱特「對有禮貌的社會犯下了十足的罪行」。當時《覺醒》只出了一版,一九○四年就絕版了,從此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裡。直到一九六九年,美國正趕上婦女解放運動,一位名叫Per Seyersted的挪威學者重新出版了凱特的全部作品,才使得《覺醒》重見天日,之後這本小說被普遍認為是美國文學史上的偉大小說之一。

當我與馬里蘭大學的一些男性教授談起《覺醒》時,他們都承認這是一本好小說,但卻不希望自己的太太讀到這本小說。如果連後現代社會的男性在談到《覺醒》時都有所顧忌的話,那麼,我們就不難想像凱特在十九世紀末的人文社會裡引起了多大的震撼。這本小說也曾經給過我很大的震撼,它不僅讓我了解到美國南部特殊的文化色彩,而且讓我對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歷史有了更深刻的領悟。




凱特的《覺醒》其實是一部關於家庭婦女命運的長篇。它描寫的是一位上層社會的家庭婦女通過一次婚外戀而自我覺醒的故事,大膽地涉及到女性性欲的問題,並大膽地挑戰了社會所規定的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挑戰了社會對所謂「壞女人」的定義。

小說中的主人公愛德妮‧龐特里爾(Edna Pontellier)是一位二十八歲的少婦,出生於肯德基州。她嫁給了新奧爾良州的一位四十歲的富裕商人,生育了兩個兒子。在世人眼中,她的生活平靜、溫馨而富足,十分幸福。她自己好像也很滿足,直到有一年夏天在一個迷人的夏日別墅裡,她的生活突然泛起了陣陣波瀾,內心深處似乎有個神祕的聲音喚醒了她。

夏日別墅位於「華麗小島」中,愛德妮一家和朋友們在暑期間都喜歡全家搬到島上去度假。丈夫周末來到小島上與妻子孩子們聚會,周日則回去城裡工作。別墅主人的年輕兒子羅伯特,喜歡對留在小島上的妻子們獻慇懃。南部的克里奧耳人(常指生於拉丁美洲的歐洲人後裔)的文化中,丈夫一般都不忌妒這些喜歡向自己妻子獻慇懃的年輕男人,反而引以為榮,而這些年輕男人也不會越過傳統的界限,很有分寸。可是,愛德妮畢竟不屬於南部文化,在與羅伯特的朝夕相處中,她漸漸感受到身體中的力量與性欲。羅伯特教會她游泳,開始她很懼怕海,後來她敢於獨自游出很遠後,「被一陣狂喜所淹沒,好像她突然獲得了某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使得她能夠控制自己的身體和靈魂。」作者凱特在小說中借用了許多大海的意象來暗示愛德妮內心巨大的變化,她寫道:

「總之,愛德妮開始意識到她在宇宙中作為人類一分子的位置,認識到她作為一個個體與世界的關係……大海的聲音充滿了誘惑;從未停息,向靈魂耳語、喧嚷、嘟噥、邀請,使靈魂在孤獨的深淵裡被它的咒語所迷惑,迷失在內心沉思的迷宮裡。大海的聲音對著靈魂說話。海的觸摸充滿了感性,把身體包裹在了柔軟而緊緊的擁抱中。」

原本愛德妮嫁給她南部天主教徒的丈夫只是為了逃避家庭,離開父親,從此關閉徬徨與夢想的大門,過著平靜的婚姻生活,可是現在她卻發現這已經不可能了。除了年輕體貼的羅伯特,島上一起度假的兩位女性也從不同角度影響著愛德妮去感悟女性自身的價值。一位是她的好朋友阿得麗——典型的媽媽型女人,對傳統的母親和妻子角色感到非常知足;而另一位是性格孤僻的女鋼琴家蕾絲。作為一位好母親與好妻子,阿得麗的存在與愛德妮的覺醒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對話,令讀者去思考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和角色等問題,思考什麼是「好女人」與「壞女人」的問題。極富個性的女鋼琴家蕾絲則與南部的克里奧耳文化和上層社會的生活格格不入,其獨具個性與魅力的鋼琴演奏就像大海一樣敲擊著愛德妮的靈魂,令她顫慄,令她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

劉劍梅,北京大學中文學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現為美國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副教授。出版有《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革命加戀愛:文學史、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複》等中文著作,另有英文著作多部。

當羅伯特意識到自己愛上了愛德妮後,他變得非常緊張。為了逃避這段感情糾紛,為了不違反文化禁忌,他匆匆忙忙地離開了「華麗小島」,去墨西哥尋求發展。他的離去令愛德妮非常失望。暑期度假結束後,愛德妮和孩子們回到了城裡丈夫的家裡,可是她卻一再拒絕履行母親與妻子的義務。無論丈夫怎樣抱怨,她都不肯參加社區活動或去教堂,荒於家務,不去管理僕人,也沒花時間照看孩子,跟丈夫只是在早飯桌上見面。相反的,她開始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平時花很多時間獨自到城裡去散步,還去拜訪自己的女友,並重新拾起她早期的繪畫才能,大量作畫。女鋼琴家蕾絲既鼓勵她,又警告她可能缺乏藝術家的靈魂,因為藝術家具有超人的勇氣,敢於公然反抗社會。後來愛德妮拒絕去參加她妹妹在紐約的婚禮,也拒絕和丈夫去紐約處理生意上的事務,她的丈夫只好自己去了。這期間,她把孩子們送到鄉下的婆婆家,享受獨處的日子。

她的繪畫逐漸有了一些收入,又繼承了母親的一小筆遺產,加上從賽馬會贏來的錢,她決定搬出丈夫的大房子,自己在街邊租了一個小房子,有了自己的空間。與此同時,她與賽馬會上認識的男子姚西發生了性關係,享受到了與丈夫未能享受到的性快樂,然而,她自己卻非常明白那不是愛情。不久她日夜思念的羅伯特回到了城裡,終於對愛德妮坦白了他的愛情,但認為她是屬於她的丈夫的。愛德妮則告訴他,她只屬於她自己。正當兩人傾訴愛情的時候,她的女友阿得麗遇到難產,讓僕人請愛德妮去幫忙。她毅然前去,要求羅伯特在家中等她,女友生產時的痛苦讓她回想到自己生產時的情景。可當她回到家中,羅伯特已經離去,留下一個小紙條,上面寫著:「再見,因為我愛妳。」絕望之餘,愛德妮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獨自回到「希望之島」,赤裸裸的撲向大海,最後消逝在大海中。覺醒後的愛德妮發現她在社會中並沒有生存之地,於是選擇了自我毀滅之路。




作者凱特出生於一八五○年美國南部的聖路易斯城。由於父親在她五歲時就去世了,她從小由媽媽、外婆、曾外婆扶養大。父親的缺席使得她在成長過程中只有女性的影響,使得她能夠與傳統男性社會的條條框框保持一定的距離。母親一直提供給她良好的教育,送她去女子教會學校讀書。在動亂的南北戰爭中,她受到母親很好的保護。

凱特二十歲時,嫁給了南部的克里奧耳人奧斯卡‧蕭邦(Oscar Chopin),於是跟隨丈夫遷往新奧耳良州的路易思安那。奧斯卡是做棉花買賣的生意人,兩人感情融洽,共同生育了六個孩子。婚後的第十二年,奧斯卡突然因病去世,凱特不得不挑起了照顧生意及照顧孩子的重擔。一八八四年,她回到母親家中,但母親也很快就離世了。家中親人因疾病與死亡突然消失在她的生活中,使得凱特不得不面對尋找自我在社會中的角色和位置的問題,而這種不斷的自我尋找後來也成為她寫作中的重要主題之一。

也許正是因為自我尋找與自我認同的需求,凱特於一九八九年開始認真地寫作。她的第一本小說集《不知所措》(At Fault,1890)和第二本小說集《牛軛湖人》(Bayou Folk,1894)受到了美國文學評論界的好評。在這兩本小說集中,凱特非常關注南部婦女的生活問題,不過除了一篇涉及家庭女性被丈夫虐待的短篇小說比較尖銳外,其他幾篇短篇小說都顯得比較平淡。在凱特早期的寫作生涯中,她雖然了解新崛起的「新女性」和一些女權主義運動,可她並未正面歌頌或認同「新女性」,反而帶著一種懷疑的態度觀望著。不過,她在後來的寫作中,越來越大膽地剖析女性的感情經驗。一八九四年四月,她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小時的故事》的短篇小說,講的是一個妻子在得知丈夫在火車事故中去世後,開始很悲痛,但不久就意識到她再也不需要為別人活著,從此可以照著自己的願望生活下去了,於是,她感到了一種空前的喜悅,一種重新獲得自由的喜悅。然而,正在此時,丈夫推開房門走了進來,原來他並沒有受傷,而妻子看到丈夫後,卻因心臟病突然發作而死亡了,據醫生診斷,「她死於快樂。」這篇小說傳達出了家庭婦女渴望自由的聲音,這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還是很罕見的。讀者很容易聯想到凱特自己與她母親的親身經歷,也許在她們的丈夫去世後,她們不得不獨立,但在獨立中體會到了其他家庭婦女所無法體會到的自由的快樂。

凱特的寫作不同於當時歐美流行的多愁善感的浪漫主義小說。她的寫作比較貼近現實主義,在點滴的日常生活描寫中表現出家庭婦女的喜怒哀樂和她們的生存環境。一八九九年《覺醒》的發表標誌著凱特真正找到了自己女性寫作的聲音,可是她卻因為這本書而幾乎結束了文學生涯。小說中的女主角愛德妮從一個妻子和媽媽的角色中覺醒,找到了充滿活力與個性的自我,也找到了藝術家的自我。她不再屬於丈夫,也不再屬於孩子;她不再是任何人的財產和附屬品,而是只屬於自己;她有自己的感情與性欲,能聽到自己靈魂的聲音。用女主人公的話來說,「我可以放棄非本質的一切,我可以付出錢,我可以為我的孩子付出生命;但是我不能付出我自己」。換句話說,她不滿足於只是做個好女兒、好妻子和好母親,因為這些角色都是男性中心社會為女性所制定的。相反的,她追求一種有主體聲音的女人性。這種女人的好與壞不是由父親、丈夫和孩子所決定的,而是由自己的靈魂所控制的,由自己生命的本質所決定的。

然而,當時的讀者群和批評家還無法接受這麼超前的思想,就連喜歡凱特以前作品的女批評家法蘭西斯 (Francis Porcher)都無法接受《覺醒》,認為「這篇小說使人對人類的本性感到厭惡」,並強調作者有責任避免描寫「道德敗壞」的人物性格和「私通」場面。大多數批評家則用「不健康」、「病態的」、「有毒的」、「令人不愉快的」等字眼來評論這篇小說,對凱特觸犯道德與宗教的條例和規範大為不滿。《芝加哥時報》甚至把這本小說歸類到「性小說」的領域中,以此來詆譭此書的真正價值。雖然凱特以嘲弄的眼光來看待這些評論,雖然她仍然努力地保持著自己長期主持的文學沙龍,可是她的寫作還是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在《覺醒》之後,她再未寫出更傑出的作品,並於一九○四年死於腦出血。




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凱特是否讀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八七九年),可是《覺醒》所探討的也是女性意味著什麼的問題。就像娜拉一樣,愛德妮最開始也是丈夫的財產之一,後來毅然走出家庭,尋找個人自由。但是,凱特畢竟是一個女作家,她把母性與女性的矛盾刻畫得非常好。

小說一開頭就寫丈夫看愛德妮的眼光,他看著她「如同看一件有價值的財產」。後來,丈夫埋怨她「習慣性地忽視孩子」,而自己卻不是常常在外頭做生意,就是出去與朋友玩臺球遊戲。「家」這個空間就像是一個鳥籠,愛德妮是監禁在籠中的金絲雀,永遠只是為了丈夫和孩子活著。然而,很早以前,她就本能地意識到自己的雙重生命,「外在的存在方式是努力地適應著,而內在的生命卻叩問著」,這使她不同於媽媽型的女友阿得麗。在愛德妮眼中,阿得麗很完美,像一個女神,把自己的身體與靈魂全部都無私地給予了孩子,代表了世上所有偉大的母愛,但是愛德妮卻認為阿得麗「無色彩的生存方式」永遠都無法把她從「盲目的滿足裡提升出來」。

「愛德妮離開他們『阿得麗一家』後沒有感到撫慰,反而感到憂鬱。她所看到的和諧家庭的小小一幕,使她既不感到遺憾,也不嚮往。這並不適合她的生命條件,她惟有感到一種令人震驚的無望的厭倦。」

愛德妮是一位「現代型」的女英雄,因為她從未停止過對自我的追尋與認識。她逐漸離開丈夫提供的舒適的上層社會的生活,越來越深入地走進內在的自我;而走進內在的自我後,她發現「街道、孩子、水果攤、花……這些異化世界的一部分,都突然變成了敵對的一面。」其實愛德妮也愛孩子,她喜歡聽到他們天真無邪的聲音,喜歡他們天使般的擁抱,喜歡感受他們年輕的生命存在,但是,當「孩子們就像敵對者一樣征服著她,試圖在她餘下的日子裡把她拖累成靈魂的奴隸」的時候,她本能地反抗,有意識地保護自我。

凱特之前的女作家們,還從未把孩子的問題與女性解放的問題放在一起來討論,因為偉大的母性一直被認為是女人的天性,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新女性掙脫出父權男權的束縛在易卜生的戲劇中早就有所表現了,但是,易卜生卻沒有深入地討論女性解放中最敏感的問題,那就是母愛與女權衝突的問題。在小說結尾,愛德妮又一次目睹了女友阿得麗忍受生產時的痛苦,離去前,阿得麗叮囑她要「想著孩子們」。孩子們的權利與愛德妮追求自己道路的權利嚴重地衝突著,情人羅伯特的離去似乎喚醒了她的母性,最後她再也沒有退路,只有投向大海的懷抱。投向大海前,她一絲不掛,「像個剛剛降生的嬰兒,睜開眼睛看著熟悉的世界裡她以往未知的一切,」把自己埋沒在沒有任何條條框框的大海裡。她是一個現代的悲劇女英雄,全身心地投入在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毀滅中,她的悲劇是一個女性的悲劇,也是一個母親的悲劇。

當代的美國女性讀者喜歡《覺醒》,因為她們發現凱特這位「古典的」美國女作家所表達的是當代女性所關心的問題。無論現代工業社會如何發達,女性如何解放,母愛與女權衝突的問題始終是一個恆久的問題,永遠無法全面解決。當代的許多批評家把注意力放在婚外戀的問題上,認為凱特大膽地涉及了「紅杏出牆」 的性愛題材,把女性的性欲作為一個主體而非客體表現出來,我雖然同意這些觀點,但是我卻認為這並非是小說最關鍵的所在。小說中的愛德妮其實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丈夫無法阻止她的內在轉化,跟她發生性關係的姚西無法進入她的內心世界,就連她摯愛的羅伯特也無法真正了解她,可以說,她是一個孤獨的存在體,她自己選擇了這種生存方式,但不幸的是,這種生存方式與女性最本質的母性不能融合,不能共存,這大概是女性「覺醒」之後,找到自我之後最無奈也最具悲劇性的地方。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女性寫作的問題。凱特在小說中有意識地尋找女性的寫作語言,在男性的寫作世界裡尋找一種屬於女性的獨特的語言。當她寫到愛德妮的性欲、寫到她覺醒後一步步內化的過程時,她借助大海的語言、借助女友間的私語、借助童話世界的語言、借助音樂和繪畫等獨特的語言來表達細膩的女性感情經驗。愛德妮在覺醒以後,常常覺得很難找到合適的辭彙來傳達自己的感受,因為現有的辭彙都是男性的語言,只有衝出「語言的牢房」才能傳達出她的一點心聲。於是,「正是在那些未劃入地圖的空間裡,在字裡行間中,在無法言傳的欲望領域裡,愛德妮開始找到了居住的地方。」大海讓她莫名地感動,音樂直接穿透了她的靈魂,繪畫成了她的謀生手段之一——這些「家」之外的空間、語言和職業帶給她希望,帶給她嶄新的世界,當然也帶給她覺醒後的痛苦。凱特在小說裡寫到了男性語言與女性語言的衝突,寫到衝突之後愛德妮感到自己在說「一種無人能聽得懂的語言」,最後也寫到愛德妮希望自己能夠找到一種言語,這種言語「能夠表達出她所說不出的,但並非是她說不出的需求」。所以,「覺醒」不僅是女性性欲的覺醒,更重要的是尋求女性語言的欲望的覺醒。正是後一種覺醒使得凱特遠遠地超越了她自己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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