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聯考放榜了，家中有子女考上大學的父母親必須開始張羅學雜費。根據承辦助學貸款的3家銀行估計，今年高中以上學生約有46萬人申請，而平均一個大學生4年下來的貸款金額在80萬到一百萬元。另外在校系選擇上，提供公費的師範校系錄取分數排名擠到前10名，師大國文系甚至招到分數可錄取台大法律系的學生。但同時，退學率第二名的國立宜蘭大學卻有接近2.5％的學生被退學，該校教務長分析時指出，儘管每學期的學雜費平均只有2萬4千元，但全校有不少學生來自中下階層，4分之1學生申請助學貸款，得打工賺取住宿費及生活費，可能是導致退學率高的原因之一。

依照主計處公佈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與家庭收入直接正相關的是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亦即戶長教育程度愈高則家庭收入愈高，戶長職業等級愈高則家庭收入愈高。而一般常識及實證研究，都指出職業與教育程度有直接正相關，即教育程度愈高則職業等級愈高，因此教育一直被視為中下階層向上流動的憑藉。戶長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投入教育的金額越高，但是占其家庭可支配所得金額的比例卻越低（不識字4,912元，1.3％；國小28,312元，4.2％；國中，46,956元，6.2％；高職53,851元，6.2％；高中53,583元，6％；專科58,865元，5.6％；大學59,982元，4.7％；研究所77,216元，4.9％）。在家庭儲蓄金額方面也是一樣，戶長不識字的家庭一年是67,240元，而戶長是博碩士平均有53,0570元，但在社會公益捐款部分他們則沒有差別，每年都將儲蓄金額的2.4％捐給公益團體。

從上述家庭教育支出的統計可以發現，台灣的階級世襲化已經出現，擁有高學歷、高職業、高所得的人可以經由教育制度維持下一代的階級位置；低學歷的人則因為無法「投資」教育，使得下一代的階級也矮人一截。教育制度已經成為維護社會階級存在的重要工具，社會邁向兩極化的速度也會愈來愈快。當社會只把機會留給有能力「投資」的群體，而剝奪無力投資者的基本權益（如中華電信釋股案），分裂與對抗的態勢已經準備上場，傳統以省籍和族群認同為劃分的政治板塊即將重組，社會民主的議題已經被貪婪的既得利益階層排入下階段政治對立的議程。大局已經無從挽回，你我只能再一次準備選邊站。

大學考試放榜，由於受到流浪教師問題日益嚴重的影響，師範相關院校對於今年的招生、報到率相當不安。對此，除了教育部草擬卓越師資培育計畫，籌措出約1億元作為「優秀學生獎學金」，以鼓勵優秀學生就讀、降低教育大學招生困難外，部分學校也以免學雜費等方式吸引學生將其列入志願。

即便教育部與各校以獎學金模式企圖補救，但將教育資源的分配由過去的扶助全體改為集中投資於菁英的作法，實際上只有助提高錄取分數而無助招生。再者，青年學生不願就讀師範院校，非在有否獎學金或公費制度，而在於政府一系列教育自由化、市場化政策，不但已導致過去尚稱合理的教師勞動條件顯著改惡，且製造出十餘萬「教育產業後備軍」。

過去青年學生之所以願意投入教師工作，主要原因在於台灣自成為美帝的東亞加工出口基地後，工薪階級的整體勞動條件不斷下滑，方致使具備準公務人員身份的教職成為具備誘因的「出路」。然而教育部不思扭轉自由化政策、提高教師勞動權，僅以獎學金等方式試圖提高青年對於投入教職的低落意願，無異揚湯止沸！

因此，執政者若真心藉救師資來拚教育，則其如何處理攸關基層教師權益的教師請假規則、教師工會籌組等問題，當可作為判準。

受流浪教師遊行衝擊，今年各教育大學校系最低錄取分數普遍滑落。為此，教育部以鼓勵優秀人才選讀教育大學、投入教育工作為名，提出了提供6所教育大學獎學金的構想。

就學生而言，累積學經歷以謀求職場出路已成為升學的主要目的。因而倘若某所學校無法將其提供的教育內容與學生的未來出路建立連結，則勢必被排除在「理想校系名單」外——師資培育院校亦不例外。故在「準教師」滿街跑的現象凸顯出師範院校就業毫無保障後，優秀青年自然寧願選讀其它科系。由此看來，當前的師資培育制度無疑需要再一次改革。

國府來台初期，由於當時少有具備教育專業之人士，加以社會處於準戰爭狀態，投入教育工作的人力素質向來良莠不齊；師範院校體系建成至今，雖透過開放各大學之師資培育資格，改善了師資及教育內容由黨國壟斷之弊，卻也因修習教育學分者過多，而使師資專業問題再次浮出檯面、甚至成為許多流浪教師難以就業的因素。

因此，教育大學在未來若要力挽招生困局，除以獎學金作為誘因外，更應該加強在師資教育上的專業培養，甚至應考慮針對不同教育專長規劃相應的證照制度。當學生在入學前就能預見畢業後的出路，招生自然不再成為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