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60週年，台灣風風火火地開了國際研討會，來自俄國、德國、日本、韓國等二戰期間等國家的學者展現了驚人的反省與自我批判的能力。他們或深沉反省德國納粹暴行、日本軍國主義、乃至史達林的粗暴，或從亞洲觀點出發，控訴被害者身處於強權夾擊下的無奈與悲哀；而台灣，這還在認同與主權爭議中遊盪的靈魂，對於二次大戰的「反省」，也開始試圖擺脫過去以大中國為主的抗戰史觀，焦急地尋找：當時台灣人都在做什麼？

不可諱言，蔣氏政權過去所宣傳的抗戰史觀，的確是以中國為核心，國民黨扮演領導抗戰的主要角色，更由於國民政府在1949年播遷來台，嗣後更在反攻大陸的思想準備上，與共產黨隔海展開了數十年的「抗戰正統」身份的爭奪戰與教化戰。在這裡，台灣人身份是隱諱模糊的。這些年來，隨著台灣民主化，台籍日本兵、台籍慰安婦等諸多二戰期間非自願性的二戰參與者逐漸曝光，並興起了向日本求償與道歉的運動，台灣在二戰期間的角色才開始浮現。

隨著這些無奈的小人物的曝光，通過追索台灣人在二戰期間的行為，我們看對當時這些角色的訪問或敘述，幾乎清一色呈現的是悲情與無奈、控訴與認命；甚至還有把從事義勇軍當成報效日本祖國的光榮行為，這些二戰期間的台灣人群像，若不是對殖民地母國的自願性的高度順從，就是非自願的屈服於其召喚，這裡面，其實看到的是台灣人命運被決定的悲哀。

如果我們回到當時台灣在二戰期間的亞洲脈絡中來看，事實上，台灣是被定位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南進基地，通過日本殖民地母國化的政策，台灣不僅在二戰期間分享了經濟利益，更由於日本在整個殖民期間對台灣人左翼反帝、反殖民運動的肅清與陣壓，導致整個台灣社會在當時是失語的、禁聲的、高度被壓抑的。這樣的台灣人「抗戰」經驗，充其量是突顯了台灣人在認同上的錯亂與混淆──包括對加害者與被害者身份界定的混亂，以及面對日本與中國（殖民母國與前祖國）認同上的混亂，以及為了求生存而逆來順受的被決定的哲學。

通過「被決定」的歷史事實呈現，也呈現了某種不堪。台灣沒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反抗行動，反而多是小人物在軍國主義鐵蹄下倉皇地被決定了一生；而這種被決定的控訴，能不能更深刻地追溯其源頭，進而發展出反省的思考文化，並且與其它亞洲社群的被害者們產生聯結，而非僅僅停留在表像的呈現，當是日後更為重要的課題。

台灣首張「公益」彩券於1999年12月起推出，首月便賣出146.5億元，然而同時便有殘障團體抗議彩券經銷權與發行條例不符。彩券盈餘分配與經銷權爭議歷時5年尚未解決，然而其間富邦金控透過換股方式併購台北銀行，使得彩券發行機構瞬間成為蔡家旗下的富邦銀行，而蔡家也得以獨占彩券發行所帶來的豐厚利益。

根據公益彩券發行條例，彩券發行機構得以分配13.25%的管銷費用；根據統計，光是彩券手續費便為發行銀行帶來每年5、6億的收益，而彩券頭獎得主更是容易成為富邦銀行的投資理財客戶。理應全數用於公益的盈餘讓富邦蔡家不勞而獲，而彩券經銷商也需和富邦銀行訂約，已完全偏離所謂「公益」的本意。

如今中華電信釋股案也將步上公益彩券的後塵。中華電信光是今年7月份的盈餘便有155.2億，是所有民營業者的頭號競爭對手，也為國庫賺入不少進帳。然而在交通部釋出3%的股份之後，同屬蔡家旗下的國泰以及富邦集團將可能在15席董事中拿下兩席，屆時中華電信和泛亞電信以及台灣大哥大一樣都是蔡家的囊中物，電信事業也將壟斷在大財團手中，未來民眾對於電信費率只有逆來順受，此時再來後悔未能阻擋民營化計畫卻已為時已晚。

中華電信日前順利釋出3%的股份，使得交通部持股降至50%以下，順利將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由於中華電信的釋股作業在日前才大致底定，因此目前民眾尚未能感受到中華電信民營化的好處，然而民營化即等同效率與競爭力，也代表更多元和多樣化的服務，未來的電信服務想必能更加多采多姿。

以公益彩券為例，在1999年12月1日推出首張公益彩券之時，由於發行機構是百年老店台灣銀行，因此彩券僅有少數幾種選擇，未能激發民眾購買彩券的慾望。在台北銀行推出電腦彩券，而富邦金控順利透過換股方式併購台北銀行之後，不僅彩券的種類大增，彩券發行量也大幅上揚，這是公營銀行所做不到的創意與革新。

舉例來說，除了大樂透以及樂透彩之外，富邦銀行還推出樂合彩、4星彩、吉時樂、雙享樂、以及對對樂等各式各樣不同的彩券，讓民眾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選。此外，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還想出「小玲，嫁給我吧！」這樣一則有創意的廣告以刺激買氣，同樣顯現出民營銀行的積極度與創意。在富邦與國泰集團成為中華電信的大股東之後，期待電信事業也能改頭換面，帶給民眾更加多采多姿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