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指考分發入學放榜後，今年再創高峰、超過89％的錄取率，讓許多人又找到了話題，紛紛將錄取率過高與「大學素質下降」加以掛勾，彷彿非得回到當年那個錄取率不到3成的年代，才能確保「大學品質」一般。事實上，這種思維模式是最直線而廉價的思維，並非常殘酷地將大學品質下降的原因直接歸咎於「因為錄取率暴增才得以擠入大學之門」的「後段學生」。

正如同盧梭在《愛彌兒》一書中，批評當時歐洲流行的專注於「形式理性」的教育思想時所說：「要是兒童們都具有這種理性的話，那我們就不需要教育了。」我們也可以說：「要是錄取者都具有一定水平與素質的話，那我們就不需要大學教育了。」正是因為這些錄取者欠缺這些素質，所以大學教育才具有其價值。當然，有一個例外，也就是，除非我們認為這些「後段錄取者」實乃不可救藥，無論投入任何資源都是白費，這樣，在邏輯上，我們才有可能將大學品質下降的責任歸之於錄取率、也就是歸諸這些人得以進入大學之門。

不過，我們認為，基本上大概不會有人願意承認自己具有這樣一種邏輯思維，那麼，簡單來說，我們應該都承認「任何人都能因為接受教育而發揮其潛能、養成其能力」這個觀念才是；但是，另一方面，從具體的經驗與感知來說，大學教育的確又有下降的現象和趨勢，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許多人之所以會將大學品質和錄取率劃上等號，其實主要是因為這二者在時間序列上的表面關連，然而這卻是一種虛假關連；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在同一時間系列上發生了許多事件，這些事件之間具有複雜的因果關連（或無關連），我們卻只抽出了其中兩個事件──錄取率和大學品質下降──來看待，從而產生了這個假象。具體來說，在那個時間序列上，最主要的事件乃是高等教育政策的改變，而其中，大學評鑑制度的建立，以及依據評鑑來分配教育補助款，才是大學教育品質下降的元兇。

這聽起來似乎弔詭，然而卻是實情。這其中的因果關連就是在於，由於大學評鑑制度獨獨鍾情於「研究成果」，因此，直接促進了各校鼓勵、甚或逼迫教師必須「加緊研究」。當然，這並不一定是壞事，但問題在於，教師時間亦有其侷限，若是制度上未能審慎考量，那麼，便將會造成教師「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合理行動結果，如此一來，大學教學品質如何能不逐年下滑？就連台大這種資源豐沛的學校都動起「大學部減招、研究所增招」的腦筋來「追求卓越」，那麼一般大學、特別是亟需資源挹注的私大，又如何能安心的鼓勵教師在教學上多用心、以育成學生能力為重？而這些學校，卻又往往是在之前的受教階段因各種因素而成就較為落後、更需要獲得教學資源挹注的學生所考取的學校。當這些學校也被逼得投入研究成果的激烈競爭時，這些學生中的大部分實質上就等同於在教學上被放棄了一般。於是，由於這些人進入大學而導致大學品質下降的虛假關連，卻弔詭的取得了經驗上的證明。

大學品質下降，其問題關鍵並不在錄取率，而是在於錯誤的高等教育政策，也就是「重研究而輕教學」的評鑑方式；若我們未能有此認知，再過幾年，我們相信，連台清交這些風雲一時的大學，也都將嚐到「大學生品質下降」的苦果。

由東菱電子廠失業工會組成的「受害員工保衛駐廠互助會」，自資方惡性關廠至今，進駐守住東菱廠區已有9年之久。這群中年失業的勞工，延續其未關廠前日日以廠為家的十幾、二十年的生活模式，於工廠查封後，仍然執意地據守這片廠區，因為這是他們的「家」，是過往勞動生命中已難割捨的一個聚集地。然而，就在今天，資產階級法權以其惡靈姿態，支使國家機器用暴力驅逐這群弱勢勞工。

在地方法院遞來的公文裡，清清楚楚地寫上「點交」兩字。因為這樣的判定，挫傷了東菱互助會未來使用這塊土地的權利。無疑地，在這麼一個唯有資產階級才是常態下的公民的社會制度中，體現在東菱互助會被驅趕的這件案例上，就是資產階級財產權優先於勞工生存權的不公不義問題。今日的點交過程，是資產階級私有產權與工人生存權的鬥爭，東菱互助會的對抗是為了展現其身為人的基本尊嚴，有著不容踐踏的普世價值。

東菱電子廠在今日過後，可能就此落入地方派系手中，成為投機謀利的斂財工具。然而，今天的反點交行動並不是一場只屬於東菱互助會堅持9年後的最終戰役，如同為反私有化苦鬥多年的中華電信工會般，此刻的戰敗，是重新開展出更多的問題，留待他們與其他工運中一起奮戰的團體們，一起共同面對及承擔。

「關廠」兩字在全世界早已成為製造業工人的夢魘，台灣工人遭受關廠苦難已經20年了，早在年代末期，國民黨政府應許製造業資方的要求，將生產配合「外銷」到其它國家，並由經濟部組織「整廠輸出小組」，台灣資本家堂而皇之地在台灣結束生產。現在，不光是關台灣的廠，甚至投資在國外的廠，也常傳出關廠的消息。

但是關廠的過程，在國內外卻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在台灣，關廠少有持續下去爭一口氣的，在儘快找尋下一個頭路的前提下，面對老闆下殺的資遣費價碼，5折、3折，被迫照單全收者不知凡幾，當然，更多的是丟下爛攤子落跑的惡質資本家，這在台灣生活過的人都不會陌生。

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2002年面臨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摧殘，披索大跌之下老闆關廠、棄廠者所在多有。工人開始接收工廠，憑著自己對生產過程的掌握，重新啟動生產，為自己、為勞工，打出一條生路。還有一些社區運動者，對於廢棄的廠區展開更為社會化的利用。偌大的廠區內，為流浪人提供餐點，請來具有社會關還的醫護，為社區貧苦民眾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種植有機作物，接一些手工藝品的訂單，成員共同協作、民主討論未來的方向與大小事務。

關廠問題不是無解，與社區作密切的結合，社會化一切既有資源，累積一切可用資源，才能打開關廠工人抗爭的另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