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生鬥陣電子報第二六五期─智邦公益電子報─台灣最大公益電子報發行中心

工人民主真解放，褻瀆專業假自由

新聞局對七家頻道的徹照以來，媒體上的主流論述，主要表現為從業人員對政府介入的不滿，論點多在「專業自主」或「言論自由」的保護與否上打轉。然而這裡主張的「專業自主」與「言論自由」，屬於誰所有呢？台灣的電子媒體市場開放十餘年下來，傳播工具成為媒體業主的生財管道、左右輿論的利器，已是既定事實。過往，爭議焦點常縈繞著媒體意識形態是否影響新聞產出；但對於媒體機構下的底層媒體工作者心聲，卻未有相對應之探討。於是，我們想問，基層從業人員在這個低度發展而高度競爭的工作環境中，能夠堅持多少「專業」？獲得的「自由」又有幾何？

縱觀現今台灣媒體工作者所面臨的挑戰，不外乎低落的新聞專業素養與資本家控制的媒體結構。從晚近的「腳尾飯」事件、賽馬式的名模報導，到無所不在的置入式行銷，只說明頻道主管的經營策略，戕害專業尤烈。而在收視率競逐的生態中，工作條件惡劣，在職訓練闕如，工作者只求應付交差，棄所學專業不顧，若說專業遭主管的催逼踐踏亦不過份，以至於有媒體大亨公然主張「不要跟我談你的專業，show me the money」。甚者，台視攝影記者平宗正屍骨未寒，各新聞台的記者依然在今夏的颱風天裡出生入死，而主管的保證只是「加強防護裝備的採買」。在這種前提下，工作者的尊嚴與自由到底何在？這種工作條件下的產品，也就是新聞報導與節目，迭受觀眾批評已久，受過專業訓練的工作者豈有不知？從許多業者與中階主管在歷次「自律」宣言看來，他們對新聞倫理、專業亦非無知，顯然也不敢自外於社會批評，然而長久看來仍只是空口白話。由是，當新聞局公布執照審議結果的當晚，東森新聞的記者大聲質問官員之時，為何不認真思量，他們在老闆的要求下製造了什麼樣品質的新聞與節目，而導致頻道因品質堪虞，受民意反彈，最後遭徹照命運。工作者質問的矛頭，不應放過指導生產的經營者。

參照國外媒體改革之案例，法國《世界報》員工於一九六八年從資方手中獲得百分之四十的股權。在編輯部員工堅信「經營報紙和經營義大利麵工廠不同」，且媒體必須對公民負責的理念上，進行編輯策略改革，讓基層承擔相對的編採決策和執行責任，拓展以公眾利益為取向的新聞報導或評論(註一)。此舉使《世界報》的質量俱增。反觀國內，每當媒體發生問題，社會輿論便要求媒體自律。但如前所述，這樣的自律宣言往往只流於編輯主管「自由心證」。而底層媒體工作者依舊得受迫「長官」指令，進行有違編輯公約的新聞採訪。可是，當面臨換照審核或類似腳尾飯等媒體問題時，卻要與媒體老闆共同分擔責任，甚至承受犬儒者的嘲諷。如此追究，宛如對受暴者本身加以指責，卻輕易地饒恕了施暴者。我們以為，困境的解決，在於媒體工作者意識覺起，要求組織中設立記者董事席次，實際參與、共決媒體經營策略。

此次執照審議的法令與過程的確不完美。但我們正可以藉此爭議，開始討論如何建立一個更公平與合理的媒體管理法令，而不是封殺這種思考。我們認為，媒體的運作能否良善的前提，除了目前已有討論的公民參與機制的確立，更重要的是生產者的權益的保障，能否落實。比如國外許多媒體行之有年的「編輯室公約」，是由新聞工作者共同討論形成的編採協議；或如強化基層工作者的團結意識與主動性，對抗無理的工作要求規約，要求強化在職訓練等等。凡此都是媒體運作能否更加健全的基石，但在台灣卻一直受到有意忽視。而這種忽視更說明了現在爭議中突出的「專業自主」與「言論自由」，絕非基層或一般工作者的心聲。進一步論，這個基石，唯有公權力的介入才能穩固。而這種介入方式—表現為媒體退場機制之建立，是促進了真自由，絕非現在主流批評所言的迫害自由。

(註一) 楊汝椿，〈另類記者的媒體改造經驗：兼論內部新聞自由和新聞倫理重建〉。《新聞學研究》：52。

Our Questions：
1.你覺得記者算是勞工階層嗎？他與其它行業中的工作者有什麼不同？
2.當媒體報導產生問題時，你覺得媒體老闆與記者各應擔負的責任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