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長杜正勝昨日在全國公私立高中校長會議中表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正在研議就近入學的獎學金措施，以獎學金留住好學生，讓高中職逐漸走向社區化，而這項就近入學獎學金，主要是提供新台幣一萬元，獎勵以第一志願選讀戶籍所在地附近高中的學生。

若我們依據前不久才放榜的大學指考表現來觀察，各地傳統第一志願高中──特別是都會地區──都以高達9成以上的國立大學錄取率，遙遙領先其他學校，那麼，在這一情況下，欲以區區一萬元的獎學金留住學生於戶籍所在地附近高中就讀，恐怕是緣木求魚。當然，我們願意肯定教育部試圖以正向鼓勵的方式引導高中職社區化落實，我們也瞭解，傳統第一志願高中的絕對優勢，也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甚至，這個現象牽涉到的是更為根本的社會區分的運作邏輯，因此也非教育部力所能及；但是，我們仍認為，教育部絕對有比提供學生獎學金更為積極有效的對策，來推行高中職社區化。

例如，如果將學生視作為「買方」（這個比擬有其不當之處，但為便於理解，可暫時以此舉例），那麼，以類似津貼的方式增加部分學生的「購買力」──提供獎學金，對於增加商品（學校）本身吸引力所能起的「吸引消費」效果，其實甚為有限。因此，何如反向操作，以增加「商品」本身的價值為主要考量，也就是從經費、資源分配政策上著手，以增加社區高中職的就讀價值和效益，如此一來，「買方」自然會被吸引，而以居住地附近的學校為就讀首選。

或者，更為徹底的是，我們都已習慣國中、小其實早已是社區化的一種模式──學區制，而國中、小之所以能形成這一社區化的就學模式，主要因素就在於它們屬於強制性的義務教育。由於是國家所提供的義務教育，那麼，若欲享受此一義務教育所賦予的「權利」，就必須相對的部分放棄自己的選擇權──除了少數願意付出更高額學費來就讀私立「名校」的學生家庭除外。換句話說，若是要維持目前的高中教育制度──考試入學、非義務教育──那麼，根本就無由、也無立場限制學生（及其家長）的選擇權；同時，由這一制度所共同造就出來的極少數頂尖高中，也將永遠吸引所有師生、家長的目光，並冷眼嘲諷著高中職社區化的妄想。

因此，高中職社區化絕非一個枝微末節的獎學金措施能夠推動，它牽涉到了結構性的調整，至少是資源分配方式，而更為釜底抽薪的方式，則是將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範疇。不正面面對這些重大挑戰，單單提出一個搔不到癢處的獎學金措施，只是徒然塑造一個「我們有在做」的自欺欺人的假象罷了！

隨著合併危機的迫近，台灣企銀工會打定主意，決議在8月27日發動大遊行及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罷工投票。爭的，不只是台灣企銀員工未來的工作權，也要爭持續維持其專業銀行的可能空間。

為了強調其專業性的不容抹煞，台灣企銀工會遊行抗議行動，亦打算動員其主要往來客戶──中小企業來相挺、贊聲，以期與之前十萬農漁民上街頭而催生出農業金庫般，一舉擋下合併案，藉此脫胎成為百分百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專業銀行。

在民進黨與國民黨爭權的歷史中，民進黨新潮流系先是扛著階級壓迫、社會資源壟斷在國民黨為首的大企業與國營事業手中的論述，以組織農工、拉攏中小企業主對抗國民黨政權，但就難在階級論述無法在短時間內為一般大眾所接受，新潮流系的投機性格於焉展現，轉而煽動最易挑撥人心的統獨論述，進而在千禧年以分裂族群為手段推動民進黨入主總統府。

然而，統獨議題的發酵也難以掩飾民進黨真正的階級性格。也是愛資病帶原者的民進黨政府，在執政後急切地發病，讓權放利於本土財團、美帝資本。中小企業、農工大眾的權益，在自由化、國際化、大型化的「潮流」下一一被忽略、被犧牲。

為了反抗政府金改政策刨除農漁會信用部、為了抗議加入WTO將使台灣農業消失，台灣農民憑其固有的組織潛力，以十萬人的能量撼動首都；那麼，分散各處、互不隸屬，甚而隨時打算西進的中小企業，又將如何集結為台灣企銀請命？

又一家老行庫要賣給財團了。成立已有90年歷史之久的台灣企銀，已啟動了招標案，可以預見的在10月以前，台灣企銀將步入彰化銀行後塵，自此走入歷史中，徒留人悼念，悼念它們過往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身影、悼念它們空有良好經營體質卻成為政府獻祭給財團的牲品。

台灣企銀是一家業務特殊的金融機構，由其總放款餘額中有5成集中在對中小企業信貸上，即已彰顯台灣企銀是一家以服務中小企業為主的專業銀行。此一專業性始於1976年改制後，乃依據銀行法第96條背負起提供中小企業融資與輔導的政策任務。然此一專業性仍不敵財團禿鷹的掠奪、不敵政府為「充實」國庫賤賣國產的企圖，而被扭曲為一般商業銀行，任意拋入金融市場中任由財團上下其手。

這說來豈不可笑？當政府頻頻動作，又是選拔輔導中小企業模範行員、又是召集中小企業代表來個下午茶會，就是絕口不提台灣企銀已具有的專業特質、也絕口不提在現今的金融市場中，中小企業向一般商銀融資的困難，已使多數經營多年或有志創業者只得求助現金卡或地下金融的超高利率，而落入難以擺脫的以債養債惡性循環中。

口口聲聲喊著愛台灣，卻寧可藉由金融自由化、金融改革一刀刀割除台灣企銀的專業性，連帶使得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權遭受剝奪。政府的這份愛，說穿了，只肯給只佔台灣企業總數不到3％的大型企業集團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