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導，教育部決定自9月開學的新學期試辦「攜手計畫」，由教育部花錢聘請5百名經濟弱勢的大專學生，為經濟和英數學習弱勢的國中學生課後輔導，估計最多有大約1千5百名國中學生受益。這個構想聽起來很不錯，一方面滿足貧窮大學生打工賺學費的需求，又可以幫助沒錢補習的窮學生處於競爭弱勢的問題。

不過由於屬試辦性質，每一個縣市只分配到15個大專生的名額，最多也只能為45個國中生家教補習，每一所國中大概只能分配到一到兩個名額。這麼稀有的資源要怎麼分配？在決定的過程中，豈不是又形成了另一個分配不均的問題？這就是當前政府教育政策的重大失誤，完全偏離了當初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倡議教育改革時所說的：把每一個孩子帶起來！

「把每一個孩子帶起來」，難道這不是教育學界每天掛在口上的「有教無類」嗎？為何到了實際教育體制中，由各大師範學校教育系養成的教育行政長官，每天都在違背當年所學、自己也如此在講堂上高談闊論的教育理念呢？實在是由於台灣的教育改革運動沒有社會觀，不敢去觸動教育改革的核心──社會改造，以致於10年教改的結果徒然斲傷了當初以教育改革帶動社會改革的熱情。

美國在60年的造反運動風潮中提出了社會改造的議題，今日台灣所倡議的最低稅負制，正是當年美國統治集團對於來自社會要求平均納稅義務的壓力所做的讓步，以免讓逐步累聚的社會力推動更進一步的社會改革。70年開始，美國這股社會改革力量轉向教育體系的改革，要求學校教育的資源能夠為社會大眾所共享，時至今日起碼還維持政府所投注教育資源能為大多數平民所分享，至於富有階級要花大錢享受更「優質」的教育則悉聽尊便。

但是台灣的教育政策卻非如此，絕大多數的教育資源為富有階級的子弟享有，也就是越是富有家庭越能花更少的錢取得更稀少的教育資源，如同富有家庭越是容易取得低價移民傭工的僱用權、越是資產龐大的企業越能獲得更多的低價移工配額一樣，教育資源已經成為社會富有階級壟斷及合理化其世襲特權的制度性工具。下一階段的教育改革，已經不能不聚焦在教育資源公共化與平等化的議題上了！

每當農民為爭取生存權而走上街頭，輿論總不免出現「農業原就看天吃飯，過度補助農業將惡化財政、有損競爭力」一類的論述，前天嘉義縣蚵農前往縣府爭取區劃漁業權的陳情行動亦不例外。

撇開農民遭遇的天災究竟是純粹自然因素造成？或是因統治集團政策釀成的人禍與自然氣象交互作用下的產物；不止農民在生產過程中會面臨風險，在盲目、幾無秩序的全球自由市場中，哪門行當不在生產與銷售過程中面臨各種不確定的「風險」？若補貼農業不可行，何又動輒對工商資本投以百億挹注？

再者，歐美國家的農產品具有「競爭力」的真相，一來自歐美以各種變相手段補貼農業資本使其成本降低；二來自歐美挾政經力量強行突破關稅保護，對各國傾銷產品；三來自透過政經手段脅迫它國政府必須減少、甚至取消對國內農業的政策保護。換言之，其競爭力自始至今皆以踐踏他國農民為基礎。

因此，蚵農爭取區劃漁業權的行動雖以申請天災救助為目的，但關鍵卻不在於補貼與否、如何補貼；而在於如何取消幕後禍首——帝國主義與跨國農業資本——對台灣農漁民或直接或間接的壓迫！否則即便蚵農成功爭得區劃漁業權，未來帝國主義埋下的矛盾種子仍將不斷引爆農漁民的生計困境。

日前嘉義縣蚵農前往縣府陳情，要求說明爭取已久、含於縣長競選政見的區劃漁業權，為何至今未有明確進度。此次陳情抗議的表面焦點雖為漁業權，但蚵農之所以不惜走上街頭爭取漁業權，實因現行的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規定讓蚵農求償無門。

部分蚵農因天災難以謀生，政府固當量情援助；然就看天吃飯的農業而言，天災本屬不可抗力之禍，以台灣目前農業種植面積、相關從業人口，加以先天上多颱風地震，倘若政府對農民與相關行業皆給予天災補助，肯定會再次加深當前政府所背負的財政赤字。

其次，我國業已加入WTO，為求符合世貿組織的基本精神，未來國內對於產業的補貼必然需要減少甚至全面取消。水上養殖的蚵農也好、陸上作業的農民們也罷，倘此刻仍假爭取作業權之名，汲汲營營於平添政府財政負擔、違背國際自由貿易潮流的補貼政策，豈不謬哉？

況且，即便全面取消對農漁業的任何補助政策，也未必代表農漁民便將墜入失業深淵、農漁業從此絕跡。倘若有民間企業願投資本土農業，由政府協助整合既有的農地、農業勞動力與農技，非但於台灣農業競爭力有益、農漁民可免於失業、更可透過企業的風險管理降低天災損失，不致傷農，豈不三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