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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深耕公廣集團 點燃文化公民社會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 the age of wisdom,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Charles Dickens,A Tale of Two Cities
大家耳熟能詳「雙城記」的開頭，卻也是形容台灣媒體現況的註腳。市場過度競爭、衍生之媒體亂象，逼使閱聽人開始反思，什麼才是我們要的媒體？民間聯盟團體大聲疾呼媒體自律，因為市場機制迫使媒體主管參與所謂的公民論壇、民主體制下要求政府正視媒體亂象並起而監督，種種由下而上的能動力，正是公民意識抬頭的力量，獨立而超然，不容商業或政治力干預，這便是公共性的生成，即是公民社會建構的契機。
日前政府終於收拾搖擺不定的政策，決定將華視公共化，並撥與公視集團兩年92億特別預算，其中五十七億多投入未來兩年公視的硬體建設，三十四億多投入軟體建設，對於長期致力於推動公廣集團以及培養台灣影視文化的公共電視來說，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此項特別預算預計其實標誌整個台灣數位電視產業的發展關鍵，其中百分之六十二將用來建置DVB-H行動電視、無線數位第二單頻網、高畫質數位廣播頻道HDTV、數位資料庫；可望在預算案通過後的一年內完成建構；另外百分之三十八則做為軟體建設經費；未來公視將增設四頻道：境內外語頻道提供外籍人士、外籍配偶和勞工服務，開拓國人視野、學習尊重多元文化，公民美育頻道提供文化藝術節目，兒少頻道提供優質的兒童節目，海外國際頻道則希望提供國際瞭解台灣風土文化、財經、旅遊資訊，成為對外宣揚本國文化意識的窗口。
然而此一預算卻非列於新聞局本部的預算之下，而是納入新十大建設的特別預算案「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項目中，雖說對於推動數位電視產業有宣誓作用，但對於公共廣電集團的長遠規劃並未見執行的決心；一波特別預算無法彰顯政策的深謀遠慮，沒有經常性預算的結果是使得公廣集團中途經費告罄、更甚者政治力介入經費預算牽制公視裁量運作。尤值年底選舉期日已近，華視民股尚未收回、亦尚未捐贈公視基金會，竟有轉型（新聞台）之可能，諸種作法與專家學者所研擬之規劃多所出入，更遑論有待審議的「無線電視事業公股釋出條例草案」，並未明定政府編列預算購買華視股權，使華視完成公共化。
放諸長遠視界，並參見政大新聞系翁秀琪教授於自由時報「論無線電視數位平台」一文，可知無線電視數位平台（無線第二單頻網 + 第一單頻網）需建構於以公共化為主之規劃中，提供全民另一種「價格」與「內容」上的選擇，以平衡有線商業電視、創建國家的文化主體性；並發展出如同日本NHK、英國BBC或如韓國影視文化產業的品牌與產值。
舉例來說，算算韓國MBC製作之「大長今」的經濟效益，從電視劇影音產品、食譜、飲食、觀光，種種授權的食補商品，其經濟效益之驚人，亦帶動韓國電視劇大量輸出，去年外銷擴大到整個亞洲地區，高達一千六百萬美元，折合新台幣將近五億，這僅是單單一個MBC電視台的戲劇節目產值。但韓國的成功並非僥倖，「大長今」一集的製作費約十萬美金，為了重現十七世紀朝鮮中宗時代的生活方式，劇組人員特別搭建了一整座村莊；當然，這一切精彩呈現的背後，是政府文化部門有計畫地扶植影音產業，提供融資機制，並且透過基金會投資電視、電影公司，此外，更以租稅減免等各種手段設法讓大量民間創投資金挹注於本土的影視文化產業，甚至不惜對抗好萊塢片商壓力，十年來堅持採取進口影音產品的配額制度，長期投注相當心力與資本才終得以保存豐厚的本國歷史與文化。由此經驗看來，公共電視亦並非全然菁英與小眾，低估閱聽人品味與短視近利的結果很可能錯失建構優良文化社會的轉捩點。
健全完整廣電結構、制衡市場失靈，同時嚴防政府藉機以意識型態政黨力量的介入，唯一仰仗者即為健全的公民社會體制。這筆特別預算帶給我們的省思，應是落實公民近用媒體、參與媒體表達意見、形成集體意識捍衛自身權益，未來數位媒體的整合匯流將在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唯有透過公共媒體形成的公共場域和信任，才是邁向成熟民主社會的契機。
Our Questions:
1.「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媒體改革在台灣社會中面對什麼樣的挑戰？
2.面對未來也許成立的公廣集團和數位頻道，有何建議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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