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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09-07》 |
| 本期內容 | |
| ◎中國傳真：誰最有權利給孩子開書單？ | |
| ◎教育論壇：山高不擋雲行路─論何時才是組織教師工會的適當時機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中國傳真：誰最有權利給孩子開書單？ | |
| 徐啟建（中國教育報記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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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6歲左右的孩子悄悄走上樓來，用怯怯的眼光打量著我。我放下手邊的工作，開始和他閒聊。隨後上來的，是他的表哥，12歲，藍色運動衣，黑框眼鏡，說話的時候眼睛看著地面。無意中問起這12歲小學五年級的少年在讀什麼書，他的回答是《神秘島》、《80天環遊地球》。這也是那個年紀的我在讀的書啊。趕快問他還讀什麼，孩子想了想，說還有《三個火槍手》，再問，就答不出來了。」 「現在那麼多給孩子的好看的書，這樣物質豐富的時代，怎麼能看的書比20年前的我還少呢？也不管他有沒有興趣，我連忙張羅著給這孩子開書單。書不多，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我想這是這年紀的孩子該看的書：阿林格倫三部曲《大偵探小卡萊》、《小飛人》、《長襪子皮皮》；《丁丁歷險記》、《短劍》……」 「孩子拿上這單子走了，我想我以後不會知道這張紙的命運了，但願這孩子知道，並記得。」 這樣的回憶充滿了溫情和責任感。這是一位筆名叫浮羽的老師的隨筆。給孩子開書單，我相信不少老師都有類似的經歷。而我們也往往像這位浮羽老師一樣，對讀書充滿了熱情，並希望能把這種熱情傳遞給所有自己能有「緣」接觸的孩子。然而，現實卻並不如我們開書單時想像得溫情，常常如浮羽老師在文章中的結尾所說：這「紙」──書單的命運已經不可推測了。 我們不乏開出的一張張書單，但這些書單中的書，孩子究竟讀了多少？而這些書究竟又在孩子的成長中發揮了多少作用？ 教師開列書單之「癢」 這些教師開列的熱情「書單」遭遇的第一個問題是：孩子們究竟能不能喜歡並讀進去？ 張淩是一所重點中學的語文教師，由於自己就是一個愛讀書的人，也在讀書中尋找到了那份只屬於讀書人的第二精神世界的快樂，所以她對書真正是有著說不出的熱愛。她的這種熱愛反映到她的工作上就是給她的學生們開出了一張又一張的書單。 「這些書單我可不是很隨意地開的，我為了這些書單，每次都會搜集大量的資料，有時在圖書館一泡就是幾天，而查完了資料，我還要把其中的很多書都力爭翻翻，然後篩選出最後的名單。」說到開書單的事，張淩似乎現在都還有些激動，「有時覺得，像我這樣敬業的老師，怎麼也不能算多數！」 但她對自己這種努力和善意結果的自信，卻在一次偶然碰到的事件中被粉碎得蕩然無存。 那是一個新學期的第一次班會，身為班主任，她在對同學們的一番諄諄教導後，依照慣例，拿出了她最引以為豪的書單。那是她在假期即將結束的前半個月認真考慮和分析的結果。書單打印在一張潔白的A4紙上，班上的同學人手一份。班會後是打掃教室衛生的時間，她在外面轉了一圈回來，想看看教室打掃得怎麼樣了。但進門後，不經意的一瞥卻使她百感交集：幾張她辛辛苦苦開列的書單已經不知被誰扔到了垃圾簍裏！ 她先是氣憤，覺得學生們太不珍惜老師的勞動成果，也太不為他們自己負責任了。接著又充滿了疑惑：他們難道對那長長的書單上所列的圖書就那麼不感興趣嗎？ 那些熱情的「書單」所遭遇的第二個問題是：它們是否真的在孩子們的成長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我們經常在各種報章雜誌中看到這樣的對「不讀書」的批評：「連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都沒有完整地讀過」、「外國文學名著幾乎是一竅不通」、「沒有讀過幾本哲學書」……這些語句簡直就是現代版的對某些人不學無術的批評。 但是，如果仔細觀察我們的周圍，我們竟然常常發現我們周圍有很多工作出色、學問也不錯的人竟然在這樣的「被批評」之列。對於這些教師書單上的必讀書，他們有的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唯讀過一半，有的壓根兒就沒看完整過一本外國文學名著，更多的人對於那些枯燥的哲學書籍充滿了畏懼。但這些並沒有妨礙他們成為一個好作家、好記者、好教師……總之，他們的學問並沒有因為一張張教師開出的書單上的必讀書的缺少，而比別人相形見拙。當然，他們除了這些「缺陷」，對於書的愛好和感情自是不亞於別人的。 這裏的問題是：這些「另類成功者」在自己的成長期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接觸到那些書單上所列的基本「營養」，是另一批書，另一批也許在老師的書單上根本不會出現的書，讓他們獲得了關鍵的成長，在這種對照下，老師所列的書單對每一個個體成長來說，究竟有多少意義？每一個個體閱讀的差異性又有多大？ 把開書單的權利還給學生 在自己辛辛苦苦開出的書單被許多學生束之高閣甚至直接扔進垃圾簍之後，張淩對於老師開書單的意義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她開始試圖用另一種形式來完成學生的成長期的讀書之責。 她認為，教師首先要承認學生閱讀興趣的多樣性和好的成長途徑的多元性。有的學生可能對感性的東西比較敏感，那麼他可能對那種感性較強的圖書吸收起來就容易得多，而有的學生對理性的東西比較喜歡，那麼他可能就會更主動地去讀理性色彩濃厚的書。這種情況不光因年齡、性別、興趣、經歷等的差異而不同，即使在同一個人身上，也往往會因為時間段的不同而不同。很可能這個月他喜歡這種特點的書，而下個月就喜歡上了另一種特點的書。 在以往的老師們所開列的書單中，他們往往只注意了學生閱讀的共性，而忽略了每一個學生閱讀的特性。顯然，學生們的興趣是老師們很難徹底把握的。所以最後的結局成了老師們只管列，而學生們也只管偷偷地束之高閣，效果可想而知。這種開書單的方法遇到的正是那兩個讓教師所開書單「癢」得難受的問題：一是學生不喜歡，根本讀不進去，所以不會讀，即使讀也不會認真地讀，導致效果微乎其微；二是在公共書單中，學生找不到深入靈魂的感覺，只好另闢蹊徑，進行「完全失控的閱讀」，產生另一種「不可預知的成長」。 學生們興趣的多變難測，顯然為教師們提供一個合適的書單設置了一個幾乎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礙。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消除這種障礙，讓學生們在成長的路上有書相伴？ 張淩的大膽實驗是把選擇圖書的權利還給學生──書單就由學生們來開。她讓每個學生在新的學期都給她列一個自己本學期要讀的書單，書單完全根據自己的興趣來，不必迎合經典，也不必迎合老師。書單交上來後，張淩對它們根據每個學生的自身特點進行修改和建議，然後再發給學生。 這樣的書單，一下子就把以往書單的「不喜歡」和「不能深入心靈」的問題解決了。張淩的書單實驗「大獲全勝」。 「班裏愛看書的『毛病』一下子多了起來。」張淩這樣自豪地形容她的實驗成果。 學生自己開書單，老師幹什麼？ 一直關注中小學閱讀的學者邱方先生在《我看美國的學生閱讀》一文中，給我們描述了在開書單方面美國一些學校的做法： 「老師通常會給學生開列一個很長的書單，讓學生從中選擇。書單沒有標準，視各學校具體情況及老師個人喜好而定。小學三年級以下，老師會準備一批適合學生閱讀的圖書讓他們拿回家閱讀，第二天帶回來還，也有些指定要在課堂上讀給老師聽的。每個年級一般都有核心書目，如北加州小學一、二、三年級的核心書目有《月亮，晚安》，該書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為兒童、家長和教師所喜愛；還有《像蟋蟀一樣快》，這本書的兩位作者是新西蘭作家，他們寫的兒童讀物被用來做教材，因為新西蘭教育學生閱讀的成績顯著，這幾年加州的一些學校介紹了許多新西蘭的兒童文學圖書作為學生的核心讀本；另外還有一位澳大利亞兒童文學作家Mem Fox的許多作品也被採納為核心讀本。」 這裏面的資訊，除了學生在老師提供的長長的書單中的選擇自由權之外，還有老師的眾多「責任」：提供一個可供學生充分自由選擇的長長書單、開列有「強烈建議」意味的核心書目。 在現實的開書單的過程中，雖然我們要尊重學生們的選擇，給他們以充分的選擇自由，但面對閱讀經驗欠缺的他們，顯然我們並不能放棄我們的建議權，甚至有時在核心問題上我們應該把這種建議權發揮到近乎「強制」的程度。 老師合理地發揮自己的「建議權」，最大的支點就是自己的專業。我們現在開書單這樣的事似乎一直是語文老師的專利，而其他科目的老師一直被忽略。雖然在學生的成長書單中，語文老師提供選擇的書目會是書單的主要部分，但那些其他專業老師的眼光也不可或缺。比如推薦好的數學類讀物顯然就是數學老師的長項，而尋找好的歷史讀物自然也是歷史老師推薦的好。這似乎不應該有什麼懷疑。在學生擬定新學期的成長書單時，各個學科的老師都應該參與進來，推薦各自的書目，供學生們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選擇。誰能夠否認一個對物理有著濃厚興趣和潛力的學生，可能因為在自己的書單上只有語文教師的人文書，而對物理喪失了興趣，進而錯過了成為物理方面拔尖人才的機會呢？ 除了建議權，老師們還應該發揮好自己的監督權。在很多時候，我們似乎列出了一張書單就完成了我們的任務，至於學生們對書單上的書讀了多少，有什麼樣的深度，就全憑學生的自覺並聽之任之了。這種做法也是我們的書單一張張地列，最後卻效果了了的重要原因。我們對書單顯然缺乏一種追蹤體系。這種「追蹤」並不是像逼著學生完成功課似的，而是對學生閱讀書單圖書情況的階段性的掌握，並根據他們出現的具體情況隨時提出自己的建議。這是一個書單從開出到完成使命的鏈條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沒有這樣的環節，我們的「書單」就只能是「殘次品」。 書單的作用，相信已經沒有人再去懷疑。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書單如何去開？書單如何有效發揮它的作用？把開書單的權利交給孩子，讓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份獨一無二的書單，顯然是一種好的嘗試。新學期開始了，新一輪的「書單」也已在許多學校開始。希望新學期中每一個孩子都能有一份只屬於自己的書單，並驕傲地對別人說：我開的書單我喜歡！ （原載中國教育報9月1日9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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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育論壇：山高不擋雲行路─論何時才是組織教師工會的適當時機 | |
| 羅德水（教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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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教師工會的過程中，我們曾經遇到各種各樣反對的理由，基本上，這些說法業經各界先進澄清指正，於此不再重複。然而，不少反對教師組織工會的論者，近來又提出一個新的說法，認為教師組織應該擁有勞動三權，但是現階段仍然不是組織工會的適當時機。 雖然，此一反對理由看起來遠較之前的「恐嚇說」來得溫和，不過，仔細深究以後，所謂的「時機說」，對教師工會進程之影響恐怕不下於先前的反對理由，我們實在不能小看此類「溫情主義」的殺傷力。 基本上，一方面不反對教師組織擁有勞動三權，一方面卻又認為教師不應於此時組織工會，此一論點本身就有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地方。為了方便進行討論，我們暫且假定這樣的論點並非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陰謀；問題是，如果現在不適於組織教師工會，那何時才是組織教師工會的適當時機呢？3年？5年？還是10年？ 「時機論」者之所以做如此的主張，主要的假定是組織教師工會的阻力會隨著時間遞減，屆時（根本說不清是何時）台灣的教師要組織工會可就容易多了。然而，觀察近年來台灣工運發展，我們要悲觀地指出，當較具規模的公營事業工會在這波所謂「民營化」（或許財團化更為貼切）浪潮不支倒地之後，台灣已然成為一個完全向資本主義傾斜與財團治國的國度，用不著太多時日，原本實力即屬薄弱的台灣工會運作，恐怕要瀕臨潰散瓦解的絕境。兩、三年後，當台灣的教師突然覺醒要起而組織工會了，面對的恐怕將是一個沒有工會友會互相聲援，甚至是一個比現在還不適合教師工會存在的環境。 因而，我們不禁要說，正如以「轉進」包裝「敗退」一樣，「時機論」說穿了其實就是一種倒退說。我們不妨回顧戒嚴時期，黨外民主先進走在國家與法律許可之前，突破肅殺的戒嚴氛圍，一舉成功組黨的歷史。試問，當時是組黨的適當時機嗎？或者，在那樣的威權體制下，何時才是組黨的適當時機？歷史告訴我們，沒有黨外人士勇於衝破層層障礙的組黨行動，就不會有當時的解嚴，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勢必連帶後延。 竊以為，所謂適當的時機是可以創造的，如果教師組織願意積極作為，絕對可以促進會員的及早覺醒，所謂教師工會自然會在適當的時機誕生;相反地，如果「時機尚未成熟」只是組織消極不作為的藉口，那麼，教師組織工會的所謂適當時機也不會提早到來，甚至永遠不會到來。以此而論，何時才是組織教師工會的適當時機顯然並非討論的重點，教師組織及其成員是否下定決心、積極行動反而才是關鍵。 也就是說，「時機尚未成熟」可以是吾人對教師工會困境內外察考之後的客觀分析，卻不能成為影響教師自覺與組織進程的托詞。客觀分析的根本目的在於提昇組織成員的主觀能動性，而非拿來當作反對教師工會的擋箭牌。筆者完全同意現階段組織教師工會尚有許多難題亟待克服的說法，但也正因為如此，吾人更應正本清源對症下藥，積極面對反對教師工會的幾座大山，而不是矇著眼睛躲在溫情主義的暖房中互相安慰。相信集眾人之力，積極反省努力實踐，再險阻的大山有朝一日終將被我們征服；相反地，龜縮不前甚至自憐自艾，大山只會離我們更高更遠，永遠也沒有成功登頂的一天。 經由以上討論，我們大概可以指出，就算排除了「時機論」者的反工會動機，也只證明這樣的論點根本就還沒做好組織教師工會的思想準備，充其量不過存著以拖待變、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幻想罷了。 雖然我們對教師工會的立場未曾動搖，不過，對於所有認同教師組織應擁有勞動三權的朋友，我們還是表示竭誠之歡迎；更為期待的則是，這些認同教師工會理念的朋友，有朝一日能團結起來，以具體行動攀登高山，共同實踐教師組織工會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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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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