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年伊始，國民小學有一半的年級重新分（編）班，因此也引發了「什麼樣的老師比較好」的話題。其中，即有媒體指出，不少家長仍較為偏愛由師範體系所訓練出來的教師。如果這個現象為事實，那麼這的確會是一個引人好奇的現象。10多年前，正因為師範體系的畢業生被批評為「僵化、八股」，因此才形成了後來的師資培育「多元化」的政策，那麼，為什麼今日師範畢業生卻又能「鹹魚翻身」，獲眼光越來越嚴格的家長們青睞？

部分家長對「師範體系」與「師資（教育學分）班」出身教師的差異偏好，有不少教育行政主管認為，這種區分意義不大，因為教師的好壞「主要在於敬業熱忱與教學認真」，因此並不能以教師的培育出身來作為斷定標準。當然，上述說法是正確的，「出身」絕對不能是判斷的標準，「專業表現」與「專業倫理」應該才是最重要的判準。不過，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的提問：「出身」是否會對於專業表現與專業倫理造成影響？哪一種「出身」的教師比較能育成較好的教學專業與必須的倫理價值？這是個有趣的問題。

由於並不存在著對於以上提問的經驗（實證）研究，所以我們或許就從可能的現實情況來進行一些「合理的推論」。就讀於師範和一般大學院校的學生若比較起來，哪一個群體將會對於「以教學為志業」這樣一種倫理價值，抱持著比較積極的態度？是以師範院校作為就讀第一目標的學生？抑或是就讀一般大學後，為了「就業」考量，而選修教育學程（學分）的學生？當然，我們絕不能一概而論，但是，這其中恐怕真的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特別是在師資培育管道多元化之後，期望未來能充任教師者不再只有師範院校可以選擇、甚至不保證分發的情況下，卻仍然選擇師範體系就讀者，是否是一種「終身志業」的使命感所促，因而使得他們仍願意選擇師範院校就讀呢？

再者，從以往的師專到現在的師院──今年又更名為教育大學，整個教育過程中，無論是5年或4年，在課程的設計上，我們可以說，完全是環繞「培育一位合格教師」為核心而設計的。那麼，這樣一個「全套」課程的設計，和教育學程、學分班僅選修10幾、20個學分的訓練比較起來，哪一種課程設計能夠培育出教學上較為專業的教師？特別是教學對象是抽象思考能力弱、注意力集中時間短，因此更需要教學技巧來引導學習的小學生時，哪一種培育過程較能養成更為適任的教師？

以上的推論或許有某種程度的合理性，不過，我們仍深切期盼能有專家學者對於此一問題進行深入的經驗研究。一方面，教育是百年大計，教師的素質至為關鍵；另一方面，在流浪教師人數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為避免資源投入的錯置，更需要重整目前號稱「多元化」的師資培育管道。哪種「出身」的教師較好，應該不只是茶餘飯後的話題，而是一個需要更多關注的研究課題才是。

派遣勞動的存在，其實挑戰著工會運動的兩大基本原則：組織原則與公平原則。就前者而言，當穩定僱用勞工持續減少，非典型僱用等派遣勞工增多，只將穩定僱用勞工納入工會保障對象，工會實力必將驟減；就後者而言，派遣勞動者已逐漸從「非核心部門」進入「核心部門」，同工，但是不同酬。就正義而言是嚴重地缺乏公平性；就實質效果而言，更增加了派遣勞工與穩動僱用者之間的待遇鴻溝，總的來說還是不利於勞動者之間的團結。

弔詭的是，當前帶頭僱用派遣勞動的往往是政府公部門，在政務增加，但是財政窘迫人事經費凍結的情況下，公部門只能運用業務經費來增聘人手；不過業務費連年刪減，派遣勞動力的薪資是愈來愈低，但是公務員的待遇卻是逐年升等，製造社會不平等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應以照顧民眾福祉為首要職責的政府。

有組織的勞工如未能阻擋、或是進一步組織派遣勞動者，增加派用單位的成本，自身將岌岌可危；老闆只要組成另一家子公司，人員與業務隨同轉包出去，勞動條件必然下降。總之，派遣勞動對穩定僱用帶來的挑戰，遠比一般人想像中要嚴重得多，工會必須積極因應才是。

勞委會主辦的「派遣勞動公民會議」上週六於高雄召開，多名南台灣地區工會人士赴現場表達反派遣的呼聲。然而，如何看待派遣勞動，工會基本上有三大類看法。第一、歡迎派遣，利用派遣的低勞動條件與高生產力來保障「核心勞動力」的優質勞動條件；第二、反對派遣勞動，視派遣勞動為拉低一般工人勞動條件的原因之一，連帶在工作現場排斥派遣勞動者；第三、基本態度上反對派遣，但知道已無力扭轉派風潮，主張派遣勞工入工會，提升其勞動條件以減低雇主使用外派的誘因。

再明白不過，前兩者只能是工會運動的反挫，一個是與雇主共謀剝削廉價派遣勞工的勞動力，另一個則是將「工人鬥陣」四字視作馬耳東風，製造工人內部的矛盾與對立，無助於事實上的團結。只有最後一項，才是工會固本與壯大之道。

無奈的是，以上整理出的三大態度，前兩者在工會界卻是主流意見，尤其是後者，往往在反對剝削勞工的同時，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兒給倒掉了。說不準，哪一天被逼到展開抗爭、罷工，猛然警醒，當時被放生的派遣人員搖身一變為罷工期間的替代性勞動力，頭家根本不在乎抗爭的時候，一切都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