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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09-15》 |
| 本期內容 | |
|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一 | |
| ◎教授爸爸週記：兒子的學號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一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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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牆上的斑點！那是一隻蝸牛。 ──維吉妮亞‧吳爾夫《牆上的斑點》 維吉妮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本名維吉妮亞‧史蒂芬（Virginia Stephen），婚後改冠夫婿的性氏吳爾夫（Woolf），1882年生於英國倫敦一個富裕的大家族，父親是一位執教於劍橋大學的爵士，母親則是一位富於護理知識並關心貧弱階層的傳統女性。這個家族──史蒂芬家族──不僅繼承了英國的貴族傳統，而且是一個具有社會改革和文學素養的「維多利亞式家庭」，這是一種以男性價值為中心、將所有資產投注於男子教育而女子只能在私人教師中獲取零星知識的父權家庭。 維吉妮亞雖有顯赫的家世，但卻對家中女子不能獲得正規教育而終生不滿。對父親既愛又憎、既崇拜又反叛的矛盾心理，很早就在維吉妮亞既遺傳父親才華又努力尋求女性意識之復活的文學風格上種下了根苗。 維吉妮亞生長在「維多利亞傳統」猶做頑強抵抗的衰微時期，而展現在她面前的則是20世紀初期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熱情而絢爛的鬥爭，但是維吉妮亞一生卻為精神疾病所苦，數度因創作失調和運思過度而精神崩潰。社會壓抑與個性自由之間的衝突、來自雙親的舊傳統和新女性意識之間的混雜與對峙，始終構成維吉妮亞既是自我形成又是自我解構的兩股力量，在1895到1904年之間，她先後經歷了三次輕重不同的精神崩潰。 維吉妮亞留下了9部長篇小說和無數短篇、兩卷題為《普通讀者》的評論文集、6卷書信集和5卷日記。1941年二戰砲火襲擊英國，她在倫敦的住所被炸毀，在寫完最後一部小說《幕間》並留下給夫婿的遺書之後，投河自盡。 維多利亞的風華與創傷 維多利亞時代是大英帝國鼎盛時期，但英國式的自信與腐敗同時併存。童年的生活與記憶，特別是父親的影響，一直維繫著維吉妮亞一生的寫作。父親是一位博學睿智的思想史和傳記學者，寫過《18世紀英國思想史》和《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兩部巨著而傳世，在他身上，流露出一種劍橋學者的理性主義精神和功利主義人生觀。宇宙的條理、思想的邏輯、客觀的執著，是這些位居社會上流之「維多利亞紳士」的座右銘。 然而一開始，在文學理念上維吉妮亞便與父親的風格分道揚鑣，她不喜歡那種沒有色彩、只有線條的「石刻風格」，一種禁欲式的衛道主義。維吉妮亞崇尚感性直觀和心靈冥想。她一直相信哈代（Thomas Hardy）的名言「小說是印象，不是證明」，因而專注於描寫人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體驗。對維吉妮亞來說，記憶是文學想像的活泉，因為能夠留存在記憶中的，必然是人的存在的真實體驗，這種體驗將流動在人的意識世界中。她始終致力於捕捉沒有時間框架、沒有空間侷限的生命體驗，一種人類所能想像到最純粹和最原型的經驗，那種隱藏在事物背後但卻在人的意識中獲得瞬間體悟的真實性。 維吉妮亞的爵士父親有一個很大的書房，藏有經過精選而採購的大量圖書。在維吉妮亞約15、16歲時，由於父親發現她頗具慧根，「特准」維吉妮亞進入書房，這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女孩來說，可說是天大的特權。維吉妮亞並未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她的啟蒙多半是從私人教師和自修閱讀中獲得的。儘管喪妻之後的父親性格趨於暴烈，但大部分時間作風既嚴謹也開明，他親自督導維吉妮亞對文學的愛好和啟蒙。父親的書房是維吉妮亞思想成長的場所，儘管她對女子被排除在正規教育之外這種性別歧視，終生不改其憤怒。 在記憶中，母親是一個完美而善良的女性，因為母親完全符合「維多利亞女性」的典型風格。維吉妮亞深愛母親，當母親在1895年去世時，維吉妮亞把喪母事件視為「一生中做嚴重的災難」，並導致她第一次的精神崩潰。 矛盾的是，這位深具同情心，熟悉護理醫療並熱心照料貧苦病人的母親，從來就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女權運動。她從不認為女性具有社會政治的潛能和智慧，她甚至認為女性擁有和男性一樣的選舉權，是一種道德敗壞的象徵。 儘管維吉妮亞並不認同母親這種「房中天使」的保守觀點，但母親的性格卻是她許多小說中傳統女性的角色原型。《航向燈塔》中的蘭姆賽夫人（Mrs. Ramsay）就是維吉妮亞母親角色的再現。蘭姆賽夫人是一個具有高尚品德的女性，但是在她精心調理、全心奉獻的家庭裏，沒有自己的世界，沒有得以舒發自己情感的空間。為了和諧與美滿，她可以犧牲自己的才華和夢想，她總是在眾人沉默之後才開始發言。在維吉妮亞筆下，蘭姆賽夫人是以一種「絕對的靜默」和「無聲的自我」來取得她生活上的權力，以一種「無形之體」和「無調之音」來換取她的女性本質。藉由內心獨白和視覺幻象的方式，維吉妮亞述說著「女性─母親」無言者的地位，一個被男性歷史長期放逐乃至消音去跡的柔情世界。 對這位來不及深入理解之母親的死亡，以及對母親之女性命運的困惑性反思，是維吉妮亞女性意識的最初萌芽。一種深沉而伴隨終生的女性疑惑，對維多利亞女性戒律的不安和叛逆，但又深深眷念家庭女性特有的慈愛和毅力，以及在男性壓抑下的同性戀取向，促使維吉妮亞決心以探索女性幽暗神秘的內心世界作為自己文學創作的指標。 劍橋人文主義的薰染 「維多利亞男性霸權」不只是維吉妮亞與之對抗的文學主題或社會事業，而是她童年生活中隱閉難啟的親身之痛。直到晚年，維吉妮亞才透露童年時期不為人知的慘痛經驗，並間接說明困擾她一生的精神創傷的來源。 從6歲到22歲長達16年間，維吉妮亞一直受到來自兩位同母異父兄長的性侵害，這與維吉妮亞數次發作的精神病症有著時間上的關聯性。在《不為人知的維吉妮亞‧吳爾夫》（The Unknown Virginia Woolf）一書中，作者羅傑‧波爾（Roger Poole）一改過去人們以一種「社會性可容忍」的觀點來看待維吉妮亞的精神疾病，他從維吉妮亞童年時期的受創經驗，以及年長之後一種對童年生活的恐懼和忿恨心理，來透析維吉妮亞的精神性格。 書中透露，維吉妮亞一向深怕照鏡子，也就是深怕從鏡中觀視自己的容貌與身體（註1），這是一種因為「性創傷」而導致對自己身體的污穢感和罪惡感。長年而持續的性侵害，造成了一種「自我嫌棄」的性格偏向，這對維吉妮亞的人格成長和精神健康造了重大的傷害，導致了維吉妮亞在新婚蜜月之後立即發生一次嚴重的精神崩潰，形成了她婚姻生活中持久的缺陷（性冷感）。 維吉妮亞一向厭惡照相，恐懼異性關係而且傾向同性友誼，這種性傾向導引出維吉妮亞在《雅克的房間》（Jacob's Room）中那種兩性裂痕似乎永遠無法協調的觀點。她厭惡以男性為中心的社交場合，對任何「觀視自己」的事物總是反應出強烈的排斥和不安，這也是一種「自我冷淡」和「屈辱性自衛」的表現。 維吉妮亞還受到惡夢的長期困擾，許多的惡夢直接與性恐懼有關。這些惡夢不僅是維吉妮亞早年創傷經驗的積澱和遺存，也說明了何以在維吉妮亞許多作品中總是出現與「性創傷」有關的夢幻情節。長期的性壓迫和極度隱抑的困惑，使維吉妮亞走向女權主義的陣營，儘管作為一個先驅者，維吉妮亞的女性主義思想還只是以自己「獨立，寫作」的生活條件作為女權運動的出發點。 維吉妮亞的寫作生涯始於參加「布盧姆斯伯里團體」（The Bloomsbury Group），這是一個由劍橋資優學生所組成的小團體，成員來自各種領域，他（她）們定期在維吉妮亞位於布盧姆斯伯里的新居聚會。在姊姊凡妮莎（Vanessa Bell）的帶領下，維吉妮亞參加了這個標榜個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團體。 該團體以「雙性主義」（Bisexualism）的前衛主張為號召，堅持一種「風味的藝術」和唯美主義的立場，他們奉摩爾（G. E. Moore）的《倫理學原理》（Principia Ethica）為圭臬，提倡一種源自巴黎畫派的「後印象主義運動」（post-Im-pressionist movement）的美學思想，為沉悶的英國文化帶來一種籲求現代主義的新思維。團體還以一種反叛的精神對抗拘謹而虛偽的維多利亞價值觀，對大英帝國的權威體制表現出輕蔑與不肖的嘲諷態度，以一種英國人完全無法接受的方式猛烈地撕碎英國的傳統文化。 團體的最大特色是完全排除社會性別和個人專斷的知識立場，而是以「自由辨論」的方式進行思想的交鋒。團體聚會的方式採取百無禁忌和絕對坦誠的原則，討論的內容也以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激進批判為主題，包括對英國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官僚主義和貧富差距的批評，倡導男女平等的觀念和構思如何促進女性自主的社會運動。 註1：Roger Poole, The Unknown Virginia Woolf, p. 26. （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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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兒子的學號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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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進了國中，我又開始忙碌了起來。最近，為了學號的事，讓我又親身經驗了一次無可奈何的事。 事情起因於，學校要求必須購買制服及體育服，為了能夠替換，家長當然都買了兩套。本以為買了以後，可以就此無事，沒想到一開學，事情又來了。 就在上週，兒子回家告知我，學校要求週五必須穿繡好學號的制服到校，他還帶著樣式回來，上面說明學號必須繡在那裡，而且制服及外套的位置又有所不同。 講實在話，看到這種要求，我實在有著千百種的不願意。我問兒子，學校為什麼要求繡學號？他的回答是，怕衣服丟掉找不到。但我壓根兒就不相信，要辨識，有千百種方法，家長自會設法。想來想去，我倒覺得，有了學號，犯錯的學生，老師及糾察隊比較好記錄及追蹤吧！ 雖然有千百個不願意，但在不想造成兒子為難的情況下，我還是在當晚，拿著兩套夏天的制服上衣及兩套運動上衣，尋找能繡學號的地方。 印象中，住家的附近，就有一家修改衣服的家庭似小店，我就騎著腳踏車去探看看。到了以後，才發覺漆黑一片，就是有，恐怕人都不在家。 於是，我騎著腳踏車橫越辛亥路，順著泰順街尋找另一家，我曾為兒子修改褲子的小店。這家小店，就在泰順市場邊，雖然8點多，老板娘還在。 很不幸地，老板娘不幫忙繡學號！我正在傷腦筋該如何是好的時候，老板娘的朋友告訴我，師大附近，浦城街及羅斯福路的街口，就有一家店在繡學號。我一時間愣在那裡，因為印象中並沒有這樣的一家店。但這位客人強調說，就是那一家賣釣魚竿的店；老板賣釣魚器具，老板娘幫忙改衣服、繡學號。 這一講，我突然想起，是有這麼一家店。幾年前，為了到景美溪釣魚，我還曾在這家店買過釣具及蚯蚓。於是，拖著沉重的腳步，我又迤邐地騎向羅斯福路。到了小店，早就有5、6個家長在等待。老板娘一副手不停蹄的樣子，看來不可能即時可拿，就約好了9點半再去。 其實，當天我已經很累，9點半幾乎是我要上床的時間。但為了小孩子初上國中的好印象，我只好快到9點半時，托著疲憊的身軀，再跑了一趟羅斯福路，幫兒子拿回繡好的衣服。 本來以為就此天下太平。那裡想到，週五晚上，兒子回家告訴我，他一到學校，才發現號碼與同學一樣，原來是他自己寫錯了號碼。這一下，4件衣服的學號必須重繡。 還好，錯的只是一個號碼。但到了小店，老板娘告訴我，她沒空幫我拆掉錯的號碼，必須我自己動手。於是，拿著老板娘的小刀，就在羅斯福路旁，我這個教授爸爸，就著騎樓的燈，花了半個小時，才把4個錯誤的號碼清理乾淨。 那一個晚上，還好人不多，我一邊等一邊看著老板娘繡學號。看著她先拿圓框固定，再劃線，然後在衣服後面墊上一層似尼龍的布料及一層報紙，再一個字一個字地繡上。想一想，這真是勞力密集的工作。 算了一算，繡一個號碼，老板娘收5元，我的兒子有4套衣服及一件運動外套，一件是6個字，5件正好是150元。這一週，全台灣的一年級新生，如果以93年的學生數316,399人來算，就要花掉47,459,850元台幣，這還不算家長耗在尋找及浪費的時間上。更何況，冬天的制服及外套，再加上去，將近一億元就花在繡學號上！ 問題是，能繡學號的地方已經不多，單單看老板娘的古董機器，誰都可以知道。但學校似乎並不瞭解狀況，一聲令下，最為為難的反而是家長。算一算，每年都要這麼一次，到底為了什麼？有此必要嗎？如果真需要，難道沒有更人性的辦法？非得讓這種逐漸失傳，很難尋找的技藝，變成所有家長的惡夢？ 針對繡學號這個事件，讓我陷入長考。我們的教育部長在解除髮禁後，不知可不可以再大刀一揮，把繡學號的制度也一併廢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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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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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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