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抗議稻米進口政策而放置假爆裂物的二林農村子弟楊儒門，在法庭上宣稱因為與鑑識單位長久對證據的有效與否爭執不下，無助於他幫助農民與小孩子的初衷，所以他放棄爭辯。報紙報導除了「楊儒門認罪」的標題誤導外，竟還出現了刑事警察局的置入性行銷，誇稱警方因為精密的鑑識技術，才捕獲楊儒門，可比擬美國風靡一時的影集《CSI犯罪現場》。

《CSI犯罪現場》自邁阿密警方鑑識小組的工作開始，呈現鑑識迷人的一面，竟出人意外，大受好評，隨即又拍了拉斯維加斯、紐約等系列影集。自《CSI犯罪現場》風行以來，竟然使美國的司法系統也因而受到影響，法庭中法官、陪審團更為信賴鑑識單位的鑑定結果，常常因為鑑定結果而改變了審判結果。

這種現象，使得學者大為憂心因為過於相信《CSI犯罪現場》的情節而造成誤判，因為無論是法官或是陪審團，科學專業知識都不足，不了解《CSI犯罪現場》中為了戲劇效果常常太過誇大；而鑑定結果通常都有一定的誤差範圍，在判定結果時也有多項證據中取捨或是權重認定的問題，未可全面遽爾採定。所謂「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輕重拿捏，分寸如何，很可能就因為偏信偏聽而錯失了準頭。警方也常會因為破案搶功或諱飾自己無能，極力誇張手頭證據的可信度，誤導了審判。警方更會在某些涉及政治或社會議題的案件中，因為自己的公務員身分，不自覺地傾向維護既有體制的立場。

最近喧騰的石斑魚事件，便是很好的例子。當香港當局在市場販售的石斑魚中檢測出孔雀石綠而提出警告時，我方農政單位立即否認，稱說香港當局是誤驗了貨源；後來在台灣的魚市當中也驗出了近半含有孔雀石綠的案例，卻又自我轉圜，說是因為代謝速率過慢，恐怕是半年以前施藥殘餘，並非出售前刻意用藥。然後又爆出農政單位其實早有全面檢驗成果，熟知施用禁藥的現象，卻將檢驗成果隱匿不發。

楊儒門案當中，楊儒門實為自首，警方因為長期破案壓力與民眾期望下，將破案矯飾為警方以監視錄影帶判讀下漂亮成就的結果。在此案中，警方鑑識單位已經成了當事人，豈能公正客觀？在這樣的審判中，楊儒門不放棄抗辯也是徒然。楊儒門固然有心為台灣農民揹起十字架，進而以身殉道；那些接受自首的警員和鑑識單位，卻不曾在定罪前好好洗洗自己的手。

我們對於暴力的定義，不僅僅是法律的定義，而是行為上的定義，是一種有意識的控制受虐者的強迫行為模式，形式包括：身體、心理、言語及性方面的虐待。

在台灣，有超過一千萬的勞動階級，只有不到4成的人有權力組成或加入工會；在極其少數得以組成的工會中，有能力與資方締結團體協約的不到6％；由此可知台灣勞工，連基本的反抗權都沒有，更別提改善勞動條件；在勞基法的保障下，勞退提撥率仍然只有一成；每年抽檢下違反勞基法與勞工安全衛生法的廠房至少超過一萬家；在嚴苛的職災認定下，每年仍有70多人因為職災死亡，更有4千多人受到暫時性或永久性的傷害。更別提有多少人迄今為止因無法加入勞保，致使所受傷害無法納入統計。以製造業為例，每人每月產值高達9萬多元，但是，只能領到不足4萬的薪水，更要忍受高頻率的關廠外移威脅。

假設我們拿婦女團體最常所提的家庭暴力六大典型指標，來看台灣勞工階級的處境，包含：孤立、財務管制、恐嚇和威脅、情緒虐待、肢體虐待、利用孩子來控制或懲罰，似乎我們可以發現職場暴力恐怕更甚家庭暴力，那麼，台灣受暴人數豈止168萬人？

台灣防暴聯盟昨天公布調查結果，有7％民眾表示自己或親友曾受到家庭暴力或性暴力，就此推估全台約有168萬人受暴，其中88.4％遭受家庭暴力，8.4％遭性侵害；甚至，因此有高達70.8％民眾認為，政府在防治家庭暴力或性暴力的措施是不足的。

此外，令人震驚的是，有接近半數的暴力受害者，在遭逢暴力後選擇隱遁，而另半數受害者，在遭遇到暴力後，約有高達20％會選擇向公部門投訴。但是，同樣令人憂心的是，公部門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與人力來推動防暴工作？因此，婦女團體建議，防暴業務的推動應有正式組織、專門人力與獨立預算，並應建立暴力受害者就業與庇護系統、強化民眾對申訴程序的理解，以營造更健全的防暴服務系統。

然而，此項建議立意固然良善，也似乎可行，不過在國人仍然普遍認為家庭暴力屬於私領域，家醜不外揚、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心態下，若真要起得效用，恐怕仍得從觀念改正做起，否則，在受害人一味隱匿之下，就算營造再健全的防暴服務系統，恐怕仍會落得束之高閣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