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法學院最近決定加強品德教育，原因出於考試院的律師考試試題內容有向當權者拍馬屁的嫌疑。此外，檢察官、法官等等法律從業人員的操守不良亦時有所聞；甚至不少出身法學科系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其品德操守亦常引起物議。有鑑於此，培育大量法律與政治領導人才的台大法學院做出加強品德教育的決定，是非常及時而必要的。

但是台灣法律人才培育的偏失，還不僅限於品德教育的不足而已。台灣許多律師辯才無礙，善於為委託人爭取最大的權益；但是卻往往缺乏對問題全盤的認識，對弱勢者少有同情性的理解。他們對委託人的忠心遠高於對社會正義的維護，對訟案的勝負關懷遠超越事實真相的追求。這些都還算屬於正派的律師，不涉及品德操守問題。其他法律從業人員，如檢察官，法官等，品德操守問題固然更形突出重要，這方面的缺失也常常成為媒體報導討論的熱門話題；但是，還有比品德操守更嚴重的面向：對維護社會正義的堅持以及對於現代社會複雜結構的知識，法律從業人員都呈現普遍的不足。許多涉及當事人乃至社會廣大成員的權益、自由、甚至生命的重大案件，常常由對社會認識不深的人來判決是非，決定生死。其造成傷害，絕不下於品德操守的缺失。因此，我們認為，這部分教育的強化，其重要性絕不亞於品德教育。

如果我們檢視台灣的專業教育，並且參考比較他國的做法，就會發現問題的嚴重性。台灣的法學教育幾乎都專注於專業知識的傳授，各種法律的解說、法條的敘述、判例的介紹等等記誦式的教學，佔了法學院教育的主要內容；對社會複雜機制的學習、對於法律如何體現社會正義的體認與堅持等方面的教育，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因此，我們的法律畢業生也許腦中裝滿了法律條文與判例，對社會運作機制的認知卻嚴重無知；辯才能力也許遊刃有餘，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卻冷漠無比。

法律教育並非特例。台灣所有的專業教育，如醫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等，都有類似的問題。專業人士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普遍受到社會的重視與尊敬；但是各專業的特殊知識與社會大眾有關，卻又不易為一般人所理解，容易形成知識特權，宰制社會的運行。另方面，專業知識的工具性強，工具理性常常凌駕價值理性。為避免專業教育的過分工具化，專業教育需要特別加強通識教育。教育先進國家甚至有將專業教育放在大學教育之後，亦即設在碩士研究所上。我們期待台大法學院的教學改革能擴大視野，全盤檢討專業教育的內容與位階。

8月底，副總統呂秀蓮以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主任委員的身分，南下高雄市捷運公司視察外勞「人權」，除了感性地表示「盼國人以感恩的心視外勞為手足」之外，更放言，要負行政或是刑事責任的，都要做到毋枉毋縱，幕後如有不法也要揪出。其後面對來台瞭解狀況的泰國眾議院勞工委員會主席蘋帕，呂副總統仍表示台灣是法治國家，一切依法解決的堅定立場。

可惜，在媒體、泰國民意代表面前言必稱「法治」的呂副總統，一到了本土高科技代工業者面前，頓時膝蓋軟了半截。上週，呂秀蓮拜訪中科，表示政府也應仿效友達24小時無休作業，讓對廠商服務的政府單位也能輪流上班，做到24小時無休的服務。

眾所周知，友達等科技代工大廠，素來不把員工當人看，違法每日超時加班超過16、甚至24小時者所在多有，這只要中區勞檢所徹底做一次勞動檢查便可一清二楚。遺憾的是，民眾皆知，就是呂副總統與勞委會不知。可惡的嚴重超時加班竟然成為呂副總統口中仿效的對象，這已經不是「是否注重勞動人權」一語所能解釋的了，而是根本不將勞動相關法律看在眼裡。

有此執政團隊，選擇性地以法治為名對勞動者的權利上下其手，無怪乎台灣「風不調、雨不順，國不泰、民不安」！

美國民間團體「國際人權聯盟」將於陳水扁總統過境邁阿密時，頒發「國際特殊貢獻獎」；既然名為「國際特殊貢獻」，表示台灣──這一個第三波民主和平轉型的國家政權，必有其獨到之處。

首先，在中共文攻武嚇之下，阿扁延續阿輝伯凝聚國族共同體意識的策略，以區別「敵我」的方式，排華、排外以建立國族主體性，此為一也；第二，為迎接全球化下的全球大競爭，吸引資本來台投資，面對實力堅強的工會，絕不能手軟，交通部盡全力封鎖中華電信工會便是一例；第三、在千變萬化的競爭環境下，行政權必須應物變化，為求貫徹意志，無須理會立法院的決議，行政院無視立法院做出暫停中華電釋股的決議，於休會期間強渡關山，便是著例；第四、在中共謀我日亟的當下，扁政府在抬面上下為增加台灣能見度努力不懈，明的，直接撥款援助友邦，暗的，利用各種管道放送政治獻金，執政在野通通都有，哥斯大黎加前總統羅德里格斯、尼加拉瓜前總統阿雷曼、博拉鈕斯，不都承認曾收取來自台灣的政治獻金嗎？

對內運用意識型態霸權，塑造島內敵人，鎖死到底；對外運用金援賄賂，增加友邦支持；同時掃蕩工會勢力，建立獨大的行政權。這便是阿扁執政5年來對民主政治的「特殊貢獻」，誰敢說他沒獲獎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