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改造運動面臨的重大困境之一，在於與政治的關係。社會改造運動，顧名思義，就要改變現存的體制；既存體制必然有得利者 (以及受害者)，得利者必然希望維護既有的體制；為了維護既有的體制，得利者往往結合政治力量，阻擾改革。這個政治運作的常態，便成為社會改造運動的主要障礙。

這種障礙在地方社區的改革運動中往往發揮巨大的作用，成為社會改造運動者需要面對的重大挑戰。這是因為地方社區比較不容易受到廣大社會的注意。手無寸鐵的社會改革運動者通常借助於媒體的監督力量來喚醒社會大眾，以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這是許多社運工作者挖盡心思，設計各種點子以吸引媒體注意並加以報導的道理。但是地方的改造活動原本影響面小，不易引起記者的重視，或是被利益相關的地方有力人士擺平，而上不了媒體，因而障礙就特別突出。

由於政治當權者常常與現存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結成利害共同體，社會改造運動者往往與政治力量處於既愛又恨的複雜關係。特別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社會改造運動者多數與當時的政治反對運動者結盟，甚至成為政治運動的追隨者或配合者，許多社會運動者忽略了社會改造運動必然與政治運動者具有先天相互矛盾角色的性質。這是綠色執政之後，社運低迷、社運人士苦悶的基本原因。

出路何在？有些社運人士便想以其人之道反其人之身，利用選舉機會，逼迫候選人做出關於社會議題的某種承諾。這的確曾經發揮某些功能，但更多的情況是，政治人物亂開支票，選後或是跳票、或是胡亂分配資源以敷衍社運人士的要求，兩者皆非正本清源之道，都不是社會百姓之福。根本的問題，在於社會改造本質上就與主流政治的利益相矛盾。

年底地方政府又要改選，許多社運人士又再度對候選人公開施壓。如前所述，這種施壓不能說毫無效果，但是卻忽略社運與政治本質上的矛盾關係；些微的成果，往往以犧牲社運應有的深刻批判力為代價。我們期待年底的選舉，台灣的社會改造運動能有更創新而維持批判力的做法。

1996年3月，中共在台灣總統大選前，於基隆和高雄外海試射四枚導彈，正中李登輝下懷，在凝聚國族共同體的旗幟下，李氏順利當選「台灣總統」，繼「紅色政權」之後，中共搖身一變成為壓迫「台灣」追求民主、尊嚴與自主的巨大障礙；2000年大選前朱鎔基一番強烈的反台獨談話，對阿扁邁向總統之路不無「加分」作用。換言之，只要中共打壓，台獨基本教義派自然是信心大增，「統派」、「親中」成了政治禁忌。

在對岸400發導彈的威脅下，「恐懼」，成為綁架人民遂行其政治勒索的工具。金援外交？OK，誰叫老共外交打壓；抱老美大腿？沒問題！在正義之師面前，不繳保護費，好像也真的說不過去，況且在美中對抗的格局中，捧著老美的LP對中共吐兩口口水，準沒錯。同樣地，民眾對失業的恐懼，也將問題投射在造成磁吸效應的中國市場，中國成了政治與經濟上雙重的仇恨與恐懼來源。反中，有理！

從台北街頭高喊「加強國防、捍衛台灣」口號聲中，我們看到過去主張「和平公投」的群眾，轉身間成為主張「以戰養戰」的民族戰士。在恐懼與仇恨的滋養中，弱勢民眾忘卻日常生活中的苦難，搖身一變成為國族主義的旗手，極右翼政客的馬前卒子，這不是意識型態的錯亂，而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先聲。

全美和歐洲數國台北時間上週日舉行美伊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戰示威，其中美國首都華府的人數多達10萬；同一時間，手護台灣大聯盟在台北發起「加強國防，捍衛台灣」大遊行。前者主張美國裁武、反對出兵伊拉克，後者強調對美軍購、保護台灣，兩者相映，著實有趣。

經過世界大戰洗禮的歐美，素有強烈反霸反戰的傳統，眼見軍工複合體出身的布希家族窮兵黷武，早已義憤填膺，巴不得及早將此世界亂源拉下馬來，處境可說是人人喊打。未料，此一武夫，卻在台灣找到了一群「知音」，此等綠營粉絲，不僅不以布希好戰的惡質形象為恥，亦未因老美逼索台北當局數千億的「保護費」而發怒，反而是沆瀣一氣，在「捍衛台灣」看似正義的訴求下，與布希當局隔海唱和，好不熱絡！

軍國主義的血液，非當代特有。從日據時代的皇民化運動，到蔣氏父子的獨裁威權統治，縱使到所謂「民主化」的今天，軍國主義的幽靈一直籠罩在台灣上空，久久揮之不去，永遠都存在「外部敵人」的陰影下，顧影自憐儼然成為民族性的一部份。一切都緣於外在壓迫，是執政者最廉價的託詞，缺乏內省的文化，卻是台灣長久以來無法從內向上提升的關鍵，一味跟著當權派起舞，才是當前「身為台灣人民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