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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09-29》 |
| 本期內容 | |
|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三 | |
| ◎教授爸爸週記：Oh Lucie！Lucie！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三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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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經兩次的精神崩潰和自殺未果之後，《夜與日》在1918年底脫稿，隔年出版。這部被譽為足以和《簡愛》媲美的小說，代表著維吉妮亞女性主義的進一步成熟和演化。書名「夜與日」就是一個「陰性女性」（feminine）和「陽性男性」（masculine）的對立象徵，女性只能像個夜行動物，在不見陽光的暗室，在陰暗的角落，在內心的潛流之中，實現真實的自我，但維吉妮亞力圖證明，性別的區分從來就不是生理特徵的先天區別，而是社會建制的標準和產物。維吉妮亞呼籲了「女性自覺」的可能性，而婚姻自主則是女性突破性別枷鎖獲得社會自主的第一步。 女性主義的啟蒙 女主人公凱薩琳（Katharine Hilbery）出身於貴族世家，物質生活優渥無缺，但精神上卻處於兩種極端的分裂世界中。白天，她忙於家族各種形式的接待儀式，應付來自各地的王公貴族，乃至撰寫那寫也寫不完、停也停不下來的祖先傳記，她雖然是個獨生女，養尊處優，但實際上不過是客廳中的一只花瓶、宴會中的高級女僕、男性社交的陪襯物、家族聲望的裝飾品，只有到了晚上，她才能擺脫家族儀式的羈絆，逃離祖先陰影的圍繞，自由地幻想，偷偷地學習她喜愛的數學。 維吉妮亞以「宴會／男性社交」、「傳記／男性崇拜」、「沉默／女性順從」、「家務／女性勞動」等等對應框架，來反映一個集「祖權」、「男權」、「社會統治權」於一身的資產階級家庭，對一個賦有才華女子的壓抑和箝制。而夜晚，則是一種陰暗的象徵，意味著凱薩琳只能生活在無人察覺的角落，尋求一種夢幻式的自我安慰。暗地研究數學意味女性的「無意識反抗」，一種深藏內心但不得張揚的「理性特質」的表現，凱薩琳深愛並珍惜這項「暗夜活動」，這是一種未曾萌芽的女性自主意識，也是女性自覺過程的知識性體驗。 凱薩琳依父母之命與一位貴族世家男子威廉‧羅德尼（William Rodney）訂下婚約，羅德尼雖然是一位前程似錦的青年，但精神上卻是一個「資產階級懶骨頭」，既充滿男性沙文主義又心智貧乏。後來，凱薩琳的情感目標轉向了充滿活力與創新觀念，出身低下階層但擁有自主性格的拉夫爾‧鄧漢（Ralph Denham）。拉夫爾雖然家境貧困，但卻擁有「享受用自己存下來的錢購買自己喜歡東西」的樂趣，享有「作自己的主人」的自由。雖然遭受家族的強烈反對，但凱薩琳毅然決然地解除了與羅德尼的婚約，與拉爾夫結成連理。 在小說中，瑪麗（Mary Datchet）是一個婦女解放的典型，但更重要的是代表兩性平衡的象徵，卡桑德拉（Cassandra Otway）則是依循傳統婦女的道路，她們各自以「自主性選擇」尋找自身的幸福。顯然，此一時期的維吉妮亞並不是以「反古／標新」的二元革命論來提倡女性主義，而是將女性解放建立在「自主意識」的基礎上，從而具有更本質性的啟蒙意義。從沉默到發聲，從暗夜到白日，從壓抑到自主，維吉妮亞通過凱薩琳的自覺歷程，表達了一種溫和的、溝通的、理想的兩性關係，期待一種從陰暗之夜轉向光明之日的新女性生涯，建立一種兩性互補的新社會價值。 文學的真實性 早在「布盧姆斯伯里」時期，維吉妮亞就已對「維多利亞的文學觀念」感到厭惡，並在內心裏以「天生的文學革命家」自居。1919年，維吉妮亞以「現代小說」（Modern Novels，後改為「-Modern Fiction」並收錄於《普通讀者》〔The Common Reader〕一書中）為名發表評論，開始對當時以貝內特（Arnold Bennett）為代表的英國現實主義派作家提出批評。維吉妮亞的文學立場首先出自於對她所處時代之動盪不安、人心之孤絕斷裂的憂傷和感觸，另外則是對當時「物質主義」觀念的拒斥，她的文學思想繼承了從18世紀的勞倫斯‧史泰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19世紀心理主義大師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可夫，以及意識流大師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英國的T. S.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法國的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以來的現代主義傳統。 另一方面，維吉妮亞的文學思想可以概括在「後印象主義」（post-impressionism）的支派之上，「後印象主義」是由羅傑‧弗雷（Roger Fry）在1910年倫敦的一次「現代法國畫展」時所提出，意指「印象派之後」，它首先表現在塞尚（Paul Cezanne）、梵谷（Vincent Van Gogh）、高更（Paul Gauguin）幾位畫家革命性的畫風轉型之中，它拒絕了對外部世界（外表、聲光、形體）的精確描繪，轉而面對內在的主觀激情和情感溶鑄，「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繼承了這個傳統，也影響了維吉妮亞的創作思想。對維吉妮亞來說，文學的本質與真實性是什麼？文學如何在變幻無常的生活中提供精神的依托和出路？一直是她創作的動力與關懷。維吉妮亞始終堅持一種「面向內心」的立場，以精神的真實性為文學的終級目標。 在對阿諾‧貝內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赫伯‧威爾斯（Herbert G. Wells, 1866-1946）、約翰‧高爾茲華斯（John Galswor-thy, 1867-1933, 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等「物質主義」小說家的批評中，她把這些始終「進不了人類內心」的作家稱之為「文學工匠」。「他們關心的是肉體而不是心靈」（註2）。他們沉溺於外在表面的精雕細琢，專注於小說的故事、情節、邏輯和結構，卻無視於人類的內心世界和精神本性。實際上，維吉妮亞並不反對「寫實主義」，她對從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菲爾丁（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到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1799-1850）、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等人的現實主義作品，推崇備至，她反對的是「非真實的寫實主義」，一種僅僅藉由人的臉孔、衣飾、髮型、膚色來描寫「人」的瑣碎技巧。維吉妮亞認為，文學的故事性不是一種科學的實驗和證明，文學的故事性並不等於文學的真實性，因為文學不只是在講一個故事，因為敘事的堅固性或故事的合理性並不等於生活的真實性，文學並不存在要去證明什麼原理或推倒什麼謬論。文學是一種精神體驗和心靈語言的活動，這種活動要求文學家穿透物質的屬性和外在皮相，去表達那被外在儀式、社會禁忌、傳統規約所遮蔽的內心世界，去穿透人在生活中經過積累、沉澱、省思和體悟之後的精華，而不是停留在外部表象的摹寫和複製。 維吉妮亞盛讚喬伊斯，稱他為「精神主義者」，因為喬伊斯真誠地記錄了生活的感動，揭露出內心火燄的閃光，因而也就更接近內心生活的本質。維吉妮亞給予俄國文學最高的評價，因為他們深刻了解人的內心與靈魂，「他們那些的最不足道的小說家，也天生就有一種對人類心靈的自然的崇拜」（註3）。維吉妮亞看到了俄國文學中的「聖徒主義」思想，一種對人類苦難的同情和憐憫，對心靈目標的不懈追求，「在每一位俄國作家身上，我們好像都看到這種聖徒的特徵」（註4）。維吉妮亞認為，由於具備英國人所沒有的宗教救贖情感和對悲劇的深刻體驗，在俄國文學中，在最接近人的生活與心靈深處的地帶，生活將是一連串疑問的迴想，沒有結論的思想，沒有答案的人生。 在後來收錄於《普通讀者》一書的前言中，維吉妮亞就已指出一種「庶民閱讀」和「讀者接受」的觀點。普通讀者意味著以本能和樂趣進行閱讀，這是一種不帶文學偏見的自我理解活動。實際上，維吉妮亞所謂「文學的真實性」，就是指讀者在閱讀中所獲得的一切文學效果，一切由讀者閱讀之後自行創造和吸收的感應和迴想，而不是文學家或批評家所建構出來的文本內容或技巧。文學的真實性就是那些足以引起一般讀者愛慕、歡笑、爭論等等的「真實對象」（real ob-ject）而不是作家以材料編湊而成的作品本身。維吉妮亞把生活比喻為「暈光」，一種日常體驗的形象表達，她還把生活比喻為「原子簇射」，把小說定義為「記錄那些落在心靈上的原子」，把文學的真實性建立在讀者的「閱讀效果」而不是作家的「身份權威」。維吉妮亞的這些觀點不僅是她個人文學思想的革命宣言，也反映當時文學已從貴族學閥的藩籬走向大眾欣賞的新階段。 （下週續） 註2：「論現代小說」（Modern Fiction），中譯文見瞿世鏡，《論小說與小說家》，台北：聯經，1990，頁5。 註3：《論小說與小說家》，頁13。 註4：《論小說與小說家》，頁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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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Oh Lucie！Lucie！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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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Lucie寫進「教授爸爸週記」，想了很久，就是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並不是我文筆差，而是Lucie是一個傳奇人物。傳奇人物知名度高，但真正要寫時，留下的蛛絲馬跡，卻讓人寫不出完整的她。 我試圖上網找資料，最扯的是，我打「成露茜」三個字，竟引出李歐梵教授的「我的哈佛歲月」。在這一本已在網路上全文出刊的書中，就有這麼一段故事與Lucie有關，交待1962年秋，透過當時在芝加哥大學讀圖書館學研究所的Lucie引荐，芝大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教授答應提供一個工作，解決李教授在經濟上的燃眉之急。故事講的是李教授初到芝加哥，Lucie到車站接他時的場景： 成露茜看我一副土相，話也沒有多說，就帶我搭上了一輛出租車，到了芝大校園，我當然爭著付錢，她也沒有堅持。司機是個黑人，高頭大馬，成露茜囑我在付款時多加一個quarter（25分錢）的小費，我當時還不熟悉美國硬幣的種類，於是從口袋掏出一個5分錢的nickel，以為是個quarter，司機看了一眼又退回給我（抑或是丟在地上，至今已記不清楚），一臉不屑的樣子，然後開車揚長而去。成露茜事後對我說：像我這樣的「土包子」，沒有挨揍已是萬幸，也幸虧有她這位女士在場，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看看她的履歷，就知道她是女中豪傑。Lucie生於香港，先後在北京、香港和台灣接受教育。1960年台灣大學外文系二年級時隻身赴美國夏威夷大學唸音樂，口袋裏只有一百美元。1962年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圖書館學，主修大眾傳播，取得碩士學位後適逢母喪，返台陪父親，並應沈剛伯院長邀請，在台灣大學開設「大眾傳播概論」課程，旋赴美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1970年起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當過亞美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及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Center of Pacific Rim Studies）主任，1997年回台任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及傳播學院院長迄今。她也是南開大學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學系校外審議委員，更當過美國社會學會亞洲與亞美研究主席，著作無數。 我們都習慣稱她為Lucie，那是一種暱稱，但也代表她平易近人的風格。我與成院長認識並不久，對她開始有印象始於我當圖書館館長時，她偶而會到圖書館行政區來翻書。但那時與她的接觸不多，更且她常常不按排理出牌，試圖打破國內行政的規範，因此大家都對她敬而遠之，包括我在內。 但相處久了，才知道那就是她的風格。在美國教書多年，回到台灣，她看不順眼的地方一定不少。但還好，她多半入鄉隨俗，並不堅持。幾年下來，我慢慢發覺，Lucie的衝撞有時是必須的，因為我們的不必要限制實在太多。對她了解愈深，愈覺她像是一塊寶，更因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書多年，歷練非常多元，高等教育的經驗尤為豐富。最近，我就常常有空會請教她，美國大學的種種作法。 我與成院長最後漸成知交，與她當傳播學院院長有關。因為開會常常碰面，更因我是教務長，我們的業務關係密切。另一個原因，則是兩年前，她主動找我為立報寫「教授爸爸週記」。最近與她帶領一批學生到安徽師範大學參訪，沿路的攀談下，對她的了解愈深，也知道她與大陸領導級人物的關係匪淺，其中被周恩來召見，幫助他哥哥、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成思危脫離下放的遭遇，最令我們嘖嘖稱奇。 日昨，我真的在網路上找到這一段故事，就在華南理工大學創校50週年的專文「從書生到副委員長──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中，談到成思危在文革時是一個大學生，卻因家世背景，被捲入政治漩渦，而被發配為鍋爐工，他的轉危為安竟與Lucie有關： 成思危的逆境一直到1972年才有所轉變，這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緊張的中美關係開始「解凍」。此時，早在50年代就移居台灣的成舍我先生感到尋找多年來日夜牽掛的兒子的機會有了。他派在美國留學的四女兒成露茜專程回中國尋找哥哥，同年11月，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接風了成露茜，並稱成舍我是「民族資產階級鬥士」。隨之，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兄妹見了面。接下來，成思危頭上的罪名不提了。再接下來，成思危很快從瀋陽調入北京，到化工部石油科學研究院工作。 也許是人生經驗太豐富了，她很多事情看得很開，但天天又都是一副幹勁十足的樣子。她其實很忙，身兼數職，卻仍會找時間與我們聊聊，前一陣更有時帶我去看戲。最令人佩服的，她並不因此終止研究，反而四處發表論文，結交學術界的異類份子。最近，她想從大陸邀請一些年輕學者到學校短期客座，就是一個例子。 Lucie一直想要發展另類媒體研究，很可惜地，因為曲高和寡，能參與者少，讓她有時不免扼腕。年來，她嚷著要趕快退休，幫成舍我老先生寫傳。另一方面，北京一批年輕人有意找她組出版社，合力出版一批學術專著，她一時之間陷入長考。 我建議她利用閒暇幫父親寫傳記，希望她繼續參與社會改革，因為這才是我們認識中的Lucie。成老先生地下有知，應該也會如此認為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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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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