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具有多重紀念意義的一年。110年前，因中、日甲午戰爭，台灣被割給日本，從此展開我們父祖輩英勇不懈的抗日活動。100年前，科學家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光電效應理論等科學革命，改變了20世紀科學以及整個人類文明的面貌。80年前，彰化縣二林的蔗農抗議日本扶植蔗糖工業殘酷的剝削，開啟了台灣農民組合運動的先聲。60年前，全世界歡呼法西斯的失敗，結束了人類有史以來傷亡最大的戰爭。每一個紀念事件，都對台灣乃至全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深深刻印在台灣與世界人民的心底深處。

這一系列可資紀念的歷史事件中，愛因斯坦的科學革命具有深遠而持續的意義，但是打敗法西斯則更引起全世界人民的熱烈慶祝與反思。的確，如果走回歷史的現場，目睹法西斯軍國主義製造數不清的罪惡行徑，人們沒有理由不去紀念。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包括當年法西斯運動的大本營──德國，都懷著記取教訓以防悲劇再度重演的沉重心情，紀念這個得來不易的勝利。

舉世都在紀念，只有兩個與法西斯軍國主義關係極深的地區卻是出奇的安靜：日本與台灣。戰後的日本並未進行真誠的反省，如德國那樣；相反地，日本政府還企圖扭曲日本當年侵略的歷史，並參拜奉祀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的右翼份子更積極鼓吹修改和平憲法以使日本重新武裝並能對外派遣軍隊，企圖透過強佔竹島、釣魚台等鄰國島嶼以重啟對外擴充的軍國主義道路。日本的這種行徑，引起了亞洲國家與人民普遍的反感與不安。

台灣則是在複雜的戰後歷史與當年殖民時期皇民遺老操弄民粹下，變得社會思潮混亂而顯得沉靜。一些受日本皇民遺老迷惑的政治人物，甚至採用日本政府沒有反省內容的用語：「終戰日」。台灣政治人物這種出賣靈魂的做法，不僅是對抗日的台灣人民祖先的叛逆，也在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勝利的國際浪潮中出醜。

當然，台灣人民並非都是出賣靈魂者。在主流意識被操弄得是非不明之際，我們欣然看到台灣原住民發出抗日的怒吼。台灣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等人到日本控訴日本政府，雖然她們的要求──從靖國神社迎回祖靈──尚未成功，但是她們已經成功地促使日本高等法院判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為「違憲」。她們更到聯合國，向世界媒體揭露日本戰時的罪行以及戰後並未悔改的真相。高金素梅的控訴，表明在世界紀念戰勝法西斯的活動中，台灣人民並沒有缺席。

曾任雷根政府教育部長及老布希政府緝毒部門最高官員的共和黨要員班奈特，在廣播節目中公然聲稱，「若要降低犯罪率，可能得要把全國的每個黑人胎兒都墮胎打掉，才能降低犯罪率」。此語一出，就連獨夫小布希都要與其劃清界線，批評此語不當。

班奈特的腦袋裡，儼然就是60年前希特勒仇殺尤太人的餘續：從論述中生產出某一社會集體焦慮的投射對象，進而污辱、甚至誅殺。在全球化社會、經濟移動劇烈的今日，經濟與政治的矛盾往往轉化為社會群體之間的敵視。過去非裔美人往往被白人視為落後、貧困的根源，其後大量「非法」拉美移民湧入，在迅速填充了美國非正式部門勞動力供應之餘，同樣承擔了「拖垮社會福利」的罵名。甚至在東方鳳凰急起直追的1980年代，日本人在美國也成為美國人面臨失業問題時的出氣筒。

高雄外勞起義案件，浮現的是同樣的事實，地方政治勢力透過政治關係將仲介費等一干規費悉數吸入自己荷包裡充作超額利潤，現仍逍遙法外，被超級剝削而起身抗暴者卻面臨刑事起訴。前任高雄市長至今仍能安坐閣揆大位，無異向東南亞諸國宣示：本族貪贓枉法，網開一面；異族膽敢胡來，罪加一等。

一個國家是否重視人權，判斷標準除了對本國人政治、經濟與文化權利的保障外，對「外國人」的各項權利是否能夠同樣給與重視，成為21世紀人權保障的重要指標之一。從高捷外勞暴動一案來看，執政當局的表現的確相當糟，而這糟糕的背後，反應的卻是冷漠的台灣人，尤其是不分國籍、同樣處於被壓迫地位的工會界。

台灣的工會界，大多是經濟議題取向，且多集中於（前）國營部門，隸屬企業工會的組織型態，不但存在「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問題，而一般私營企業出現員工工作權被資方威脅的事項：包括外包外派、雇用外籍人力、彈性工時等狀況，幾乎都不曾出現。換言之，其所遭受到的壓迫，相較於一般私營企業員工，的確好上許多。而固守城池，不願將組織的觸角伸向同產業但被私人雇用的工人，力量注定愈來愈小，妄想利用民代，卻往往落得被出賣的命運。另一項問題，在於部分工會界寧可敞徉在國族主義召喚下，以執政黨局的手腳為榮，卻不願意真正做一些有利於工會組織、促進勞動者團結的工作。

對高雄泰勞的冷漠，暴露了台灣工會界或明或暗的右翼情結，這適足以阻礙不分國籍勞工階級團結，在國際化下，工會界和政府一樣，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