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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10-25》 |
| 本期內容 | |
| ◎來去紫禁城：國際明星的國家觀念 | |
| ◎傳播線上：音樂作為一種社會改革的路徑──書介張鐵志《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上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來去紫禁城：國際明星的國家觀念 | |
| 魏宏晉（北京大學博士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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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最近來了幾位明星，先是周星馳，引起了最大的轟動，無數學生的追堵，簡直有些瘋狂。然後是功夫皇帝李連杰，雖然北大學生沒有像瘋周星馳一樣的狂熱，但是他的公開演講卻是最有深度的。最後是成龍，他配合電影宣傳來到北大，很沒有架子地有問必答，行程百忙，卻可以停留好幾個鐘頭，算是給足北大面子。 李連杰和成龍在北大公開露面演說我都去了，他們分別談了自己事業的心路歷程和人生體驗。以他們的經歷，這部分無疑是精采且發人深省的。他們兩位有許多共同之處，都出身貧寒，靠著武術起家進電影圈，然後成為國際級明星。奮鬥過程極為辛苦，最後有了成功的事業，絕非平白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李連杰和成龍成功後，都致力於公益事業。李連杰在10月13日是應由中國紅十字會推動心理健康教育的「心靈陽光工程」邀請到北大演講，當場捐50萬人民幣給主辦單位；成龍則是藉《神話》在北大放映登台，為他的慈善基金會做募款宣傳，一位觀眾為北京一家孤兒院窘況的當場求助，他也立即允應幫助，令人十分感動。 雖然大家把兩位明星在北大公開亮相定位在公益活動上，但是我卻更對他們所流露出的「國家觀念」更感興趣。 李連杰出生在北京，1971年小學一年級就被選去練武術，接下來就等於沒讀書了。不過那時正值文革，標榜「不學習」就是「紅」，不讀書並不會被認為是不好的事。李連杰也許天生就是練武的料，才練3個月就拿到中國武術冠軍，然後連拿5年冠軍。他從11歲起就常代表中國去全世界訪問表演，1974年在美國受總統尼克森接見；非洲走了十幾國；歐洲也訪問了很多地方；亞洲大部分國家都去過了。 對一個生長在中國動亂時代的孩子，有機會周遊列國實在是很不平常。那個時代的中國幾乎完全是對外封閉的，資訊單一，思想管制很嚴格。李連杰不知是早熟還是夙慧，他說出國看多了後，就開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講的話」，因為「大人講了某一方面，但是我卻也看到大人沒有講的另一方面」。他說：「一個小孩子，11歲，中國那個時候只有一個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種霜淇淋，你到美國看到十幾種霜淇淋的時候會心動的，都會有一些想法。」 李連杰說得很含蓄，但大家都能心領神會，會心一笑。不要說3、40年前的中國了，就連現在的中國也還不是如此。一元統一和多元自由的對比是多麼鮮明，連小孩都能夠分辨出來，也知道大人說的「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 一直到16歲，李連杰越來越有主見，選擇了拍電影為另一個人生起點，他第一部電影《少林寺》片酬是一天一塊錢。由於電影很成功，上映後，有人拿了6百萬的支票給他，要他拍兩部電影。不要說1982年了，現在的6百萬人民幣也不得了的數目。但是李連杰腦袋還是很清楚，雖然很想拿，但是不行，因為那時候的中國人民是沒有自我的，是「屬於單位」、「屬於國家」的，只要不離開這個國家，拿了錢就要全部上交。 在「不相信大人」、「賺錢也不是我的」的情況下，李連杰必須離開中國才會有展開新人生的可能性。 對於成龍來說，他的父母在1950年代從山東逃難到香港，由於經濟條件不好，而且自己也不喜歡讀書，所以沒有受過好的教育。不過不喜歡讀書的他進了武術學校後，雖然吃盡苦頭，卻也因為武術這項技能，讓他終於飛黃騰達。就一個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來說，成龍的國家認同很有趣。他說，在香港被中國收回以前，自己是個「沒有國家的人」。97年後，他終於「有了自己的國家」。 成龍和李連杰相較，他們一樣是因電影而成功的人士；成功後一樣熱心公益；也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成龍說從小就要他的兒子說「國語」；李連杰在結婚生子後，住過許多國家，現在則為了讓孩子有文化的根，選擇回中國定居。 但是他們很不同的地方也在於他們所認知的「國家」，到底「國家」對於他們的意義何在呢？ 李連杰是在離開他的國家才終於有機會奮鬥成功，想像一下他如果一直留在那個「大人不能相信」、「工資分配固定」以及「霜淇淋只有一種」的社會裡，他頂多是一個優秀的「國家藝人」，而不至於成為一位「國際明星」。 成龍呢？殖民地香港給了他自由的發展機會，雖然「大人也不太能相信」，但是最少自己的親人、師父是可以相信的；而且「工資不會分配固定」、「霜淇淋不會只有一種」。所以他的成功條件並沒有像李連杰受到過的那樣的諸多限制。 李連杰在周遊了廣闊的世界後，還是選擇回到自己的文化根源地。他多年在外的努力所得到的名利讓他可以在這個國家可以獲得足夠的保障，並且有能力為自己的國家做更多的貢獻。 成龍自得到了「國家」的溫暖後，獲得了心理的滿足，也願意為自己的認同多做一些公益善事。 每個人都想要一個國家，可以有認同依據，可以有所保障。李連杰世界繞了一圈後，用可以保障自己的成就，回到那個以前不太能保障他的國家。因為他要的是一個認同吧；成龍很高興自己有了國家，他要的不是保障，應該是一溫暖的共同感吧。 台灣人在表面上有一個國家，但是卻又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在全世界大多數的地方都不被承認。我們在中國雖被稱為「中國人」，但卻沒有完全的「國民」保障。在台灣，我們有國家的「保障」，願意稱自己為「台灣人」，但卻又因為認同感薄弱而心裡不踏實。於是有人為追求公同的溫暖感，認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人為了千秋萬代的長遠理想，呼籲認同「台灣共和國」。不知道大家各自心目中的「國家」是什麼？這個在全世界多數地方都不會成為問題的問題，在台灣人心中，卻是一個難解的謎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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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傳播線上：音樂作為一種社會改革的路徑──書介張鐵志《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上 | |
| 傳播學生鬥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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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對於社會、對於政治、對於霸權有所不滿時，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或許，對一般人反射的想像，是走上街頭，遊行、抗議。然而，似乎有一種方式，在一般人的眼中，只是膚淺的叛逆與反抗的方式，事實上促使了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社會改革與變遷，這就是音樂，是搖滾樂。 或許，我們可能會有一種刻板印象，以為搖滾樂只不過是青少年叛逆的次文化，是一種社會邊緣的音樂形式，是一種只在乎或追求感官刺激享受的墮落文化。我們也可能以為，搖滾樂只是一種對於社會既有秩序的破壞。然則，真的是如此嗎？或許，張鐵志所著《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能帶給你不同於以往的觀感，同時讓我們了解音樂改變人類社會的能量，搖滾樂與政治社會之間的關聯，以及搖滾樂之所以影響社會改革的原因與歷史脈絡。 自60年代以來，歐美的音樂便開始展開了一連串無論是在音樂形式上，以及意識形態思想等等的對於傳統的顛覆。這個試圖顛覆當時傳統價值的音樂形式，來自於對於戰爭的厭惡、對於政治的不滿，而這個時代，亦是一個動盪的時代，種族間的相互仇視、戰爭、政治暗殺、言論自由與性解放運動的展開。這個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代，卻也是人類尋求新秩序的時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相互激盪、傳統與現代價值間的衝突與磨合，孕育而生的，是人們希望藉由音樂來表達自己的聲音與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並以此擴散出去，將理念連結擴大而成為足以影響政治運作的運動。因此，就在這樣的歷史社會脈絡下，民歌運動、搖滾樂的流行成為了人們藉此疏發自我情緒與社會關懷的管道之一。民歌、搖滾樂的創作在此時，成為一種社會抗爭的武器，用來團結自己與對抗敵人。 70年代以降乃至80年代，搖滾樂更展現了其繽紛燦爛的本質，以面對更為多元的社會與政治變遷。然而在這中間，作為對於當時社會與政治問題提出批判的搖滾樂團，卻也必須面臨被主流的資本體系收編，以及被政治團體收編的兩難（或者亦可稱之為危險）。而當被收編，或者成為一種更為流行的形式之時，便亦宣告著某一特定形式的搖滾樂與音樂典範，就此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音樂形式，持續的彈奏著來自底層的吶喊。 搖滾樂不只是搖滾樂，它代表的是一種欲求擺脫既有體制束縛的力量。在放浪形骸的外表下，許多搖滾樂團實則不僅僅只是一味的反動，他們注意社會的問題與政治的脈動，並且也有著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思維。他們亦實則以自己的自由創作，擴散其強大的影響力。並且，他們亦以自身的力量，試圖來反抗或者反利用想要收編他們的主流資本體系。 也許我們會問，搖滾樂或是龐克音樂、電音等此般嘈雜的另類音樂，真的有如此深厚的社會改革理想與特質嗎？然而，我們很能確定的是，作為一個自由創作與發揮的音樂形式，搖滾樂等音樂的特質便是如此。他們的體內依然流著反抗體制的血液，並且潛伏其中，這種不向既有僵固體制低頭的文化與意識，正是搖滾樂作為一種社會發聲管道的本質，以及社會運動能量的聚集之處。 Our Questions： 1.對照歐美搖滾樂與社會運動關係的歷史，台灣的搖滾越與另類樂團是否也能有這般運動的能動性與潛力？ 2.你認為，是否要有一種特別的音樂形式，來保留為人民發生的空間與權力？ 3.除了音樂，你認為還有哪些方式能夠關懷社會，並且激起社會改革的運動與能量？ 媒大事 文化多樣性抬頭 好萊塢靠邊站 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1個會員國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公約」，以抵制美國好萊塢文化的侵襲，過半數國家投下贊成票支持。 公約過關後各國可以提高對文化藝術的補助，並對美國影視文化產品管制進口配額。倘若在文化娛樂事業貿易中被控樹立貿易壁壘或違反自由貿易精神，委請世貿組織仲裁之時，任何國家皆可援引此公約保護自己國家的文化。 小編媒批：在超過半數國家支持下，儘管美國提出質疑，符合公平正義之「文化多樣性」公約終能成為打擊美國好萊塢娛樂工業霸權的有力工具。世界上每個族群都是人類文明的一部份，必須受到尊重；尤以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和宗教更是珍貴稀有的資產。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差異使得各國文化相互交流豐厚，絕不應成為衝突的根源。而長期遭受美國文化侵略的國家需致力於發展各國獨特的人文風俗，建立自我的文化主體性。 數位機會中心？別傻了 為了降低城鄉數位落差，教育部電算中心擬定了一個「創造偏鄉數位機會推動計畫」，預計年內要在全省168個偏遠鄉鎮建置3百個數位機會中心，同時結合學校、社區和鄉鎮圖書館，以期提供偏遠鄉鎮居民資訊學習的管道。 小編媒批：政府建置數位機會中心並非最近才開始的事。澎湖將軍社區之數位機會中心開課大典時曾有政府官員親臨，然當地村長卻向官員請命，期望能獲得長期補助，而非只是計畫性地短期灑錢了事。降低數位落差立意良善，然而政府政策流於好大喜功、缺乏長期規劃、不能貼近當地需求也是事實。除了選舉之外，政策規劃的目的和長遠眼光，是否才是最重要的議題呢？ 各退一步 新版NCC協商中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組織法草案於10月17日再度進行朝野協商，參酌民間提供之折衷版本，黨團各退一步，民進黨新版組織法設委員9人。第一階段由行政院及立法院各黨團依照政黨比例，分別提名委員5人和11人；第二階段再由各政黨依席次比例推薦11名學者專家與公民團體組成「提名審查委員會」，以3分之2以上多數同意通過後，送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此版本雖具政黨比例精神，但是否能過關，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小編媒批：NCC肩負國家通訊傳播未來管理重責，所有人都希望這是一個摒除政治財團，擁有專業並兼納公民意見的組織。然而政治之手實無法摒除於權力結構之外，專業與公民權力應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以此法之紛爭追尋台灣多年來對於傳播管制之思維，我們要問NCC代表的意義到底應該是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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