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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2005-10-27
══════════════════【立報】═══════════════════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10-27》

本期內容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七 
  ◎教授爸爸週記:Newman的心智教育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七
  宋國誠
1927年《航向燈塔》(To The Light House)出版,這是一部「女性主義詩化小說」的代表作,更是一部探討女性之愛與美、探討女性之生存價值與生活形式的小說,它表現了維吉妮亞努力以張揚女性與母愛的精神來消解現代人精神苦悶的願望,以及一種通過女性角色的和諧安置與詩化詮釋來提升女性主權的呼籲。

《航向燈塔》由「窗」、「時光流逝」、「燈塔」三個時空構局所組成,整部小說沒有「客觀的敘事者」,而是由人物之間的意識交流來呈現生活的體驗和人物的性格特徵。

第一幕以哲學家蘭姆賽(Mr. Ramsay)位於蘇格蘭西部海岸一處渡假別宿為背景,時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9月的一個下午和夜晚;第二幕是在那之後的10年;第三幕則是10年之後9月的某一天。第一幕以蘭姆賽夫人(Mrs. Ramsay)提議前往燈塔去探險為開頭,描寫蘭姆賽夫人在「有客來訪」的家居生活、對話和情感變化;第二幕篇幅最短,但時間的跨度最長,昔日舊友再聚於此,但景物不再,人事已非,蘭姆賽夫人已經死去,她的兒子安德魯戰死沙場;第三幕是蘭姆賽先生終於帶著子女們航向期盼已久的燈塔,畫家莉莉(Lily)最後完成了蘭姆賽夫人的畫像。

作為靈魂療治的寫作

許多資料顯示,《航向燈塔》是出自維吉妮亞努力「去除心中長期困擾著她的雙親的幽靈」而寫作的,換言之,寫作對維吉妮亞具有一種驅魔、解咒、釋放與重生的作用。

對長期處於「崩潰中寫作」的維吉妮亞來說,寫作已成為一種精神的藝術形式而具有「靈魂療治」的作用。《航向燈塔》以維吉妮亞死去的雙親為原型人物,意味著維吉妮亞必須站在一處「生死的界線」,在記憶之流的回溯中重新填補、縫合一處又一處已經過往的人生缺陷。作為一種藝術表達的內在形式,驅魔就是對這些缺陷的填補,它包含對時間的體認、生者與死者之間重新的交流、為死者刻印「被追憶」的形式,以及最重要的是,一種理想的升華。生命中總有來不及(為某人)完成的事,總有來不及(對某人)說出的話,總有來不及完成(為自己)的心願。一個生命理想的升華絕不等於立碑和弔祭而已,那只是一種習俗的儀式,在《航向燈塔》中,生命理想的升華採取的是「悼唁」的形式,這是一種由「具體─模糊─再具體」的形像書寫,也是對一種「存在─消失─新存在」之生命韻律的把握。

對於以「新女性」作為自我期許的維吉妮亞來說,在她和她的雙親──一對維多利亞傳統下的人物──之間,存在著「愛的認同」(同一性)和「自我建構」(差異性)之間難以克服的拉距力量。有時候,自我建構表現為自我折磨的樣式,有時後,即使以虛假的儀式來包覆這種認同的矛盾,又何嘗不可?這就是那股始終支配著《航向燈塔》的內在劇情,寫出「蘭姆賽一族」──一種「壓抑中的完美典型」、「一個完美主義的失敗者」。對維吉妮亞而言,是一種治療性的自我告白,一種精神之債的清償,一個宿願的了斷。

兩性的差異與對立

在第一幕之中,小兒子詹姆斯(James)憧憬著第二天的燈塔之旅,「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我們當然會去」,蘭姆賽夫人和小兒子一起充滿期待,儘管她也知道明天的天氣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明天的天氣不會好!」蘭姆賽先生粗暴的介入和干預,一切憧憬和期待有如風吹霧散、冰水澆心。蘭姆賽先生就是這樣,「不僅自得於使兒子從幻想中覺醒,使太太感到難堪,同時又自負於自己的判斷」(註8)。

維吉妮亞通過蘭姆賽先生及其他男性角色這些「驕傲的紳士們」,揭露了「維多莉亞男性」那種滿口大話、內心貧脊的的虛矯和脆弱,一種為了尋求科學事實不惜傷害他人感情、只在意自己的成就和聲望而對自然與人性麻木不仁的男性通病。在這些男人的世界裏,只有微積分與平方根,只有拿破崙與印度殖民事業,只有追逐名利和渴望恭維,即使對待自己的兒子也只知一種「英雄氣概」和「勵志主義」的教育原則,從不知童心的可貴和夢想的意義。對蘭姆賽先生來說,他的太太不過是個「房中天使」,最多也只是他失意惆悵時的安慰者。在他眼中,蘭姆賽夫人只是個「愚婦」,當他看到孩子們「把希望寄托在完全不可能的事實之上」時,他知道這完全是出自蘭姆賽夫人「愚蠢的婦人之見」。

但蘭姆賽夫人──這位有著8個小孩的母親──完全相反,她明知第二天可能無法登上燈塔,卻依然趕工編織著那雙棕色長襪,準備明天送給燈塔守護人的小孩,並且正在想像那因為需要看守燈塔而成年累月地被鎖在一座像似「海上岩石」的悲苦生活。處在這個男性威權包圍下的家庭裏,蘭姆賽夫人並不氣餒,她尊重、珍惜、呵護、安慰這存在著的一切。當她感覺到丈夫對她的責備有如「傾盆而下、有稜有角的冰刨」時,她反而將羞辱轉化為一種崇拜。她包容異見,尊重客人,善誘子女,她努力將不同意見、不同出身與背景的人編織在和諧溫馨的節奏裏,她期望給每一個人帶來溫暖和希望。顯然,維吉妮亞透過這對夫妻的對立來表達兩性之間「理性」與「感性」的對立,意志與情感、事實與想像的對立,一個在他(她)們一生婚姻中都無法消彌的鴻溝與缺陷。

作為一個極端的理性主義者和不斷追求學術地位的哲學教授,蘭姆賽先生的思維模式被比喻為「鋼琴上的鍵盤」,他的社會地位則被比喻為「英語中的字母」,換言之,蘭姆賽先生是在一種同一性的邏輯下,一種幾何式的証據下被表述的。通過蘭姆賽先生,維吉妮亞表達了對一種男性自覺之可能性的「同情性否定」,一個只能到達R卻永遠達不到Q的失敗者。然而,蘭姆賽夫人給予他最深沉的溫柔,最徹底的安慰,使他感到安全,使他不因自己的失敗而感到內疚。維吉妮亞試圖再三闡明,蘭姆賽先生總是以其粗暴的父權意識和理性體制,要求他的妻子和子女給予庇護和安慰,但蘭姆賽先生卻不知,他所無法達到的,正是用來冠稱他姓氏「Ramsay」(包括父親和兒子)的字母;他不知,被他的理性和邏輯所排斥出去的,正是一種陰柔的女性寬容,一個他最後尋求安身立命和靈魂安護的場所。

「陰性美學」的展示

在一場蘭姆賽夫人精心調理的晚宴中,維吉妮亞透過蘭姆賽夫人的派位、分湯、傳菜、串話等等「餐桌禮儀」(table manners),巧妙地讓在場的人通過「內心獨白」的意識流動,來傳達兩性之間的「隱性鬥爭」。一方面,蘭姆賽夫人具有一眼掃過餐桌就能透析所有人內心狀態的能力,但一場眾人群集的晚宴,又讓蘭姆賽夫人感覺像一場「漩渦」,自己卻在「漩渦之外」。

餐桌禮儀對蘭姆賽夫人來說,像似一場早已厭倦的「拉幕」動作,呆板而重覆,一種女性「外在義務」的麻木表演,當菜湯分送完了之後,蘭姆賽夫人感到「彷彿是幔帷已經落下,顏色已經消失,她可以真真實實地看事物了」(註9)。而在這場晚宴的開頭,每一個男人都呆若木雞,當一種令他們表現英雄氣概而滔滔不絕的情境消失,而如今面對眾人需要付出交流、溝通、互動之熱情的情境下,這些男人終於暴露他們的侷狹、貧乏與不安。於是,一切創造交流、交會,製造和諧與秩序的任務就全部落在蘭姆賽夫人身上。她「使那老舊熟悉的脈博再跳動起來,就像鐘錶停止走動後再搖動一下使其走動一樣」(註10)。

維吉妮亞通過蘭姆賽夫人的社交風度,來表明女性特有的友愛、團結、統一和利他主義,一種將分散獨立的、自以為是的、僵化固執的人物或想法,溶解在另一種童貞的、無瑕的「陰性美學」之中,而抵制、干擾、破壞這種團結友愛的,正是在座的每一位男性:那個因為另一個男客想多要一份湯而緊皺眉頭的蘭姆賽先生;那個因為「不願被女性輕視」、「很想獨自用餐」、「一心想自我肯定一番」而坐立難安的植物學家。他們社會性的、自我優越化的「自我」,始終是女性那種「和諧性創造」的對立者和破壞者。在維吉妮亞看來,人類整個歷史的表達形式依然是一種被男性破壞的、片面的、殘缺不整的形式,而一種整全性、總體平等式的溝通形式,則遠遠還未建立。

完全可以相信,蘭姆賽夫人的角色絕不是維吉妮亞推崇和宣揚的唯一典型,而是對這種典型的哀悼和傷逝。維吉妮亞還運用「台面語言」和「意識獨白」的雙重視角,亦即一套語言是用在餐桌禮儀上的社交辭令,一種是潛伏在心中那種獨白式、真實的聲音,讓女畫家莉莉心中的想法,來揭穿一種「對男性徹底鄙視的情感」。莉莉對理查‧但詩禮(Richard Tansley)認定「女人不會寫作,女人不會作畫」的格言深表鄙視,她對男性的鄙視主要來自他們對女性的鄙視。「我必須把那棵樹移到中間」,這句來自心裏的藝術之音,是莉莉「女性自覺」的內在吶喊。莉莉同樣具有一種比蘭姆賽夫人更「悲觀的」透析男性的能力,她認為男性與女性之間具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極端虛假」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莉莉就是維吉妮亞的影子,一個作為自我投射的他者,莉莉的「他者觀視」實際上就是維吉妮亞的「自我表白」。這個具有「雌雄同體」的藝術性人物,是自我另類表達的第三者,是維吉妮亞一生追逐的自我本性。

(下週續)

註8:《航向燈塔》,孔繁雲譯,台北:志文,2000,頁18。

註9:《航向燈塔》,頁109。

註10:《航向燈塔》,頁110。
(回目錄)



教授爸爸週記:Newman的心智教育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12月22日,我終於能夠再度參加通識教育經典的讀書會。自從半年前這個讀書會組成後,我只參加了前兩次,其後因為大學評鑑完後的種種檢討及會議,我跳過一、兩次的讀書會。上週六,忙碌已過,我總算能有時間再與幾個愛書者見面。

當天由李永泉老師負責導讀Newman《大學的理念》第六講──從學習相關的角度談知識。在這一章中,Newman反覆談論的還是心智(intellect)的概念。Newman認為大學本身的目標就是心智的培育,概而言之,它是一種心靈的拓展,也是一種形塑的行動,將我們所獲得的知識材料化約為秩序及意義。

Newman指出,真正的心靈拓展,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將許多的事物當成一個整體來觀照的能力,並且在整個體系中正確地了解它們的價值,決定其間的相互關係。

Newman強調只有好的記憶並不足以造就一個學問家,如果只會唸書,或是只知蒐集一堆資訊,他們不配心智培育之名,也不算真正接受博雅教育的訓練。心智訓練的目標不是知識的吸取,而是思考及推理的能力。Newman認為教育的危機,在於過度強迫學生學習,導致學生開始推拒知識的吸收。

Newman將大學分為兩類,第一類的大學擁有宿舍及導師監督制度,只要學生最後通過考試,就授與他們學位;第二類的大學則沒有教授和任何考試,而只是把許多年輕人聚在一起3或4年後,再把他們送走,就像當時牛津大學的作法一樣。

他說,如果有人問他那種方法對於心智的培育較好,他無疑會選擇第二類。Newman認為,當一大批具有敏銳、開放心胸、同情心及擅於觀察的年輕人,自由地聚集在一起時,即使沒有任何人教導他們,單只是生活在一起,透過每日的相處,他們就可以彼此獲得新的觀念、新鮮的思想題材。這也是他認為,大學應該建構一種生生不息的傳統,影響進來就學的每個人。這種傳統不只在他們心靈上留下獨特的烙印,更在他們及別人之間創造無形的聯結。生活在這種傳統中的人,往往有著一種特別的思想氣質。

Newman不喜歡第一類的大學,是因為這些學生必須窮於應付考試、必須將太多東西裝入自己腦袋,只好不分好壞吸取各種假設與結論,並且企圖掌握所有學科。結果則是,受教時間一旦過去,他們立刻厭惡地將他們所學的東西拋諸腦後,縱然讀得很辛苦,但他們最後可能沒有什麼所獲。

其實,在當天的讀書會,經過熱烈的討論後,我們發覺Newman要找的,是一個自主能力甚強,不斷驅策自己學習的學生。這個學生不需要老師的在場,就會自己主動的學習。

但環顧之下,我們幾個老師都覺得這樣的學生,在當代卻如鳳毛麟角,無跡可尋。看來,想來想去,Newman想像的都是牛津大學的貴族學生,這樣精英的學生,以其家世背景,從小到大的培育過程,已塑造了自學的能力及基礎。但以當前的學生程度,這樣的訴求確實有點太過高調了。
(回目錄)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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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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