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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11-03》 |
| 本期內容 | |
|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八 | |
| ◎教授爸爸週記：洪漢鼎在世新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形上的流亡：沒有答案的人生──維吉妮亞‧吳爾夫崩潰中的書寫之八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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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向燈塔》始終以蘭姆賽夫人的完美本質來支撐一場美滿的婚姻，但似乎蘭姆賽夫人只是作為「情感的客體」而不是「婚姻的主體」存在於一種表面和諧的兩性框架中。 非溝通的假性婚姻 構成小說之主題、同時也是小兒子詹姆斯之願望的「前往燈塔」，只是在父親的帶領下才得以實現。蘭姆賽夫人既沒有實現這個願望的主導權，並且終其一生從未再提起，蘭姆賽夫人實際上是一個連姓名也沒有的，在小說進行了一半就去世的「他者」，一個先驗的缺席者，一個時間之外的異鄉人。她像一條永遠繞著圓心的周線，只能在一個邊緣的軌道上運行。在第二幕的「時光流逝」中，維吉妮亞以極短的篇幅把10年漫長的時光一筆帶過，這期間多少的往事盡付闕如，蘭姆賽夫人何以故去不得而知，除了蕭颯的風聲和空蕩的房屋以外，蘭姆賽夫人像似無煙一般的飄走，像幽靈一般的消失。到了最後一幕的「燈塔」，蘭姆賽夫人化作莉莉畫布上的「一抹流線」，徒留一道無骨無肉、無形無體的色彩或光影。 在蘭姆賽夫婦之間，實際上是一種社會性的、非溝通的、反語言的假性婚姻。後殖民女性主義批評家史碧娃克（G. Spivak）指出，「如果一種『好的語言』（good language）是指一種溝通的語言，那麼小說中（特別是「窗」這一部分）的婚姻語言（language of marriage）似乎正是對這種溝通語言的否決。在『窗』這一部分中，蘭姆賽夫人總是以低調的禮儀語言來緩合或遮蔽人際關係間的緊張，即使當蘭姆賽夫人和她的丈夫說話或一起閱讀時，兩人之間也不存在交集，不走在同一條道路上。蘭姆賽夫人自知婚姻是一件麻煩的事，但談起婚姻卻又充滿完全的、預言式的樂觀；蘭姆賽夫人所能控制的場面，只能是當人們話不投機、沉默尷尬，或一種具侵犯性的死寂狀態。然而，蘭姆賽夫人最終還是弔詭式的將這種否決論述（非溝通性的語言）訴諸於婚姻的勝利，訴諸於一種『成功的婚姻關係』」（註11）。史碧娃克引述了隱藏在小說中那種「非溝通的婚姻」的例證： 抬起頭來，看到樹梢上第一顆閃亮的星星，她很想讓她的丈夫看看，因為這閃爍的星光給予她無比的快樂。但是她欲言又止，因為他從來不看東西。如果他看，他也只會說，可憐的小世界！加上一聲嘆息。就在這時候，他說：「很好」，去討她喜歡，假裝讚美她的花。但她很清楚，他不是真心地讚美花，甚至根本不知道花的存在（註12）。 在如果從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來閱讀，人們清楚地看到，蘭姆賽夫人是「以明顯的自我壓抑來操縱男人」（註13），但是，對於這種權力的運用，蘭姆賽夫人顯然又不借重於語言，特別是婚姻的語言。在小說中，人們可以注意到，蘭姆賽對這種「第二性權力」的施展，總是出現在語言消失的時候，或者出現在當死沉的氣氛將要窒息她的時候，在男人停止說話，以及海上輕柔的浪聲靜止下來的時候。當她的丈夫和友人興高采烈的談話時，蘭姆賽夫人只能陷入無語的沉思，她設想那被男人們高談闊論所遮蔽的海浪，從中尋求撫愛和安慰。但是當海浪「顯現自身」時，也就是在男人們談話中止後被清楚聽聞到的海浪聲，卻轉變為震耳欲聾的恐怖之音。這個既是撫慰之源，又是恐怖之淵的海浪，說明了蘭姆賽夫人既處於語言的邊際地位，更處於性別的邊緣地位。一方面，蘭姆賽夫人是她丈夫性愛與同情的欲望對象，一方面又是兒子詹姆斯「怨父戀母」的心靈守護者，但蘭姆賽夫人自己只能是他人自我顯示的邊緣性工具： 雖然她如此自信有能力照顧和保護他人，但卻無餘力去了解自己；所有能力都為了別人而消耗殆盡了；當詹姆斯直挺挺地站在她的兩膝中間時，感覺到她像是從一叢玫瑰花果樹中升起，並在枝葉中婆娑起舞。然而他有如乾癟彎刀的父親，卻不斷地刺入這叢果樹，不斷地要求同情（註14）。 只有在蘭姆賽夫人離開或休息時，也就是在「生活暫時沉寂下去時」（life sank down for a moment），她才感受到自由，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孩子們上床睡覺時，對蘭姆賽夫人才是解脫，因為在此時此刻，她無需再思想任何人，她「完完全的的沉默，完完全全的孤獨」。換言之，蘭姆賽夫人是以一種「絕對的靜默」和「無聲的自我」來取得她生活上的權力，以一種「無形之體」和「無調之樂」來換取她的女性本質。蘭姆賽夫人像個「黑色之核」（wedge of darkness）幽靈一般的到處潛行。在這黑暗之核中，有自由，有平靜，它能把一切東西召喚在一起，讓她在安穩的磐石上歇息。當一切世事被一起召喚到這種平靜時，在這種歇息中，在這種永恆的靜寂中，蘭姆賽夫人才感受到一種戰勝生活的雀躍。 女性「自慰文本」 通過一種解構主義的閱讀，史碧娃克把《航向燈塔》看成是蘭姆賽夫人一部「（女性）自慰」（masturbation）的文本，而這種「文本自慰」行為則可視為蘭姆賽夫人第二種權力的展示方式。在小說中，作為象徵性隱喻的自慰是從蘭姆賽夫人的「編織」（knitting）行為來表現。如果編織意味著是一種自慰，編織一個網布（如為燈塔看守人的孩子編織棕色長襪）其實是象徵著在編寫一篇文本，一部自慰文本。 史碧娃克指出，「維吉妮亞高度策略性的以『編織』來隱含一種『自我情色的文本性』（auto-erotic textuality），它表現為一種替代行為，一種遊離性（discursivity）。換言之，表現蘭姆賽夫人第二種權力形式的正是蘭姆賽夫人的隱私，一種面對疲乏事物時自尋歡愉的反應。然而這種作為性愛的替代結構，完全不是主體的，而是客體的，不是自我的，而是他者的，是一種在『他者中的自我映象』（self-mir-roring in the other）」（註15）。這意味著蘭姆賽夫人自我權力的展現，是通過抵制外物世界的自我防衛，一種作為客體的自我投射來實現的，這種權力實際上是象徵性權力，不是實體的權力。 蘭姆賽夫人將自己比喻為「那遠處的燈塔射出的第三道光芒」，這意味著蘭姆賽夫人作為一種「黑暗之核」，她只有在光芒的投射下才能窺見其「陰影者」的存在。這道光芒其實並不是來自遠處的燈塔，而是一整座知識和哲學之屋，而女性正是這光照之下不願觸及的陰影，是這知識堂殿無法進入的外客。「光芒」，三道光芒中的最後一道光芒，是一個指稱性的象徵，蘭姆賽夫人是在這種指稱下被刻寫的，而不是依其作為一個女性之主體性而被刻寫的。而「黑暗之核」不是別的，正是一個「不死亡靈」的隱喻，它在黑暗之中尋覓光明，在遊蕩之中享受自由。史碧娃克指出，「在維吉妮亞所編織這部文本中，一個懸盪的編織者意象，通過一些不確定指稱（near-identi-fication）和映射（mirroring），如『好像』、『在某種意義上』等等，向人們展示一個性愛的完美意象，一個閨中天使，一個迎向她的愛人的新娘」（註16）。小說中寫道： 她一面編織一面抬起頭來，與第三道光芒相會，像似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眼睛的交會。……她在想，很悲傷，為何當一個人獨處時，總是會投向那無生命的東西、樹木、溪流、花草，感覺到它們是在表達妳，變成妳，了解妳，在某種意義上，就等於是妳。……她停止針線望著望著，一種歡愉從心的底層升起，從她的性靈之湖升起，一層薄霧，一個要去面見愛人的新娘（註17）。 最後，當前往燈塔的願望被實現時，蘭姆賽夫人已經逝去。在一片男子氣概的勝利與歡呼中，蘭姆賽夫人就像那座無人看守的燈塔，在海浪的嘆息中永遠的睡去。《航向燈塔》是維吉妮亞在女性主義道路上一部最痛苦和無奈的矛盾之歌，它內含一種「女性美德」和「女性解放」的雙重拉力，足以把維吉妮亞自己撕成粉碎。（下週續） 註11：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31。 註12：《航向燈塔》，孔繁雲譯，台北：志文，2000，頁96。 註13：Gayatri Spivak, op, cit; p. 32。 註14：《航向燈塔》，頁59。 註15：Ibid; pp 32-33.。 註16：Ibid; p. 33。 註17：《航向燈塔》，頁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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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洪漢鼎在世新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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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我再度參加了洪漢鼎教授的一堂課。 兩年前，我與一批跨校的學生，申請教育部科技顧問室的經典讀書會補助。我們讀的書，是詮釋學大師高達瑪的巨作《真理與方法》。這一本書我陪這一批學生讀了兩年，而其中有一個學期，我更與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班又讀了一遍。加上我自己為了準備，真正讀這本書的次數，恐怕超過3、4次之多。 雖然看了這麼多次，中間夾雜與洪教授的讀本《理解的真理》互相對讀，但對《真理與方法》這一本原著，仍然有諸多不了解的部份。這樣的意義懸缺，原作者當可彌補，但高達瑪已於年前去逝；另者，我們對德文一無所知，因此一無助益。另一個可以幫助我們的，唯有中文版的譯者了。 這一本書的譯者洪漢鼎教授，會到世新大學任教，真是一種緣份。 洪教授已經來台幾年，這幾年一直在宜蘭的佛光大學任教。我透過報紙的報導，知道他在台灣的消息。除了佩服佛光大學的遠見以外，也一直以與他緣慳一面為憾。 很偶然地，今年年初，我在師範大學兼課的一位學生告知我，洪教授打算離開佛光大學。我獲知後，認為機會難得，一直思考如果能請到這本書的譯者來校，對學生的幫助鐵定很大，於是就積極聯絡將洪教授請來世新的可能性。果然天從人願，洪教授答應來世新任教。 洪教授到世新的第一學期共開了兩門課，一為經典導讀，讀的就是他譯的《真理與方法》，另一門課則是社會科學哲學。前者選課的學生來自各校，有一個來自中原大學宗教所，有幾個來自政治大學，當然世新的學生佔大部份，總共有近20個學生跟著洪教授讀《真理與方法》。 我比較常去聽的是社會科學哲學的課，這一堂課，我去年剛上過。學期初看到洪教授的上課大綱，因為課程內容與我原來的授課內容大異其趣，讓我深覺納悶，充滿狐疑。但上了幾堂課下來，我才發覺他有他的道理。 洪教授這一堂課，主要是以詮釋學為核心，探討西方方法論的基礎性問題。這些問題可以上及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理念，更可觸及康德及胡塞爾的思想，經過洪教授的詮釋，儼然有一套系統。以前我上這堂課時，只能就社會科學談社會科學，但洪教授卻可以從歷史的角度，追溯方法論的哲學源頭。 舉最近洪教授談現象學為例，我不得不折服於他的博學。以前不是很了解的一些名詞，經過他的詮釋，一下子豁然貫通。最近我正在看胡塞爾的《純粹現象學通論》，其中有不少名詞似懂非懂，如現象還原、置入括弧及本質直觀等等，但經洪教授一點，疑點頓釋。這樣的功夫，如果不是在哲學浸淫已久，如何可能！ 這也是為什麼，有一天與世新大學牟宗燦校長閒聊時，他問我對洪教授上課的感覺，我跟他形容，以前自己讀原典時，都是點狀的理解，但經過洪教授的詮釋，卻可以串成連貫的有序系統。那一天，我深深的感覺，底子如此深的老師，現在其實已不多，而這也正是我們應該好好珍惜，好好跟他學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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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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