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作為一種社會改革的路徑
－書介張鐵志《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下)
1985.7.13
「早安，各位八零年代之子。這是你們遲來的烏茲塔克。」著名抗議民歌手瓊貝茲在數萬人的「四海一家」演唱會現場這麼說道。
「四海一家」(Live Aid)演唱會聚集了無數樂迷，不僅包含雪梨、倫敦、費城三個演唱會現場，更包含了全球一百五十幾個國家觀看電視轉播的數百萬名觀眾。而烏茲塔克，搖滾樂的永恆迷思，是1969年嬉皮世代在紐約小鎮狂歡、做愛、進入一種迷幻狀態，塑造屬於愛與和平的烏托邦。「四海一家」是史上空前盛大的現場演唱會，透過傳播科技的協助，形成了龐大卻也虛幻的社群，演唱會結束後，人們似乎並沒有強烈感受到「四海一家」；缺少針對青年心靈深刻反動力量的專注，大型募款演唱會是那麼炫麗喧嘩，卻忽略搖滾最原真的反省本質。
四海一家活動開啟之後一連串「超級活動」演唱會風潮，如「慈善搖滾」、或「良心搖滾」，議題包含協助農民、反對種族隔離、聲援人權，以及向南非黑人異議領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致敬等。超級活動（大堆頭樂手的演唱會或音樂祭）衍生自六零年代，而透過演唱會推動社會議題，在七零年代就有RAR「搖滾對抗種族主義」的先聲；「四海一家」雖結合音樂祭和議題推動的概念，卻帶有濃厚的媒體導向，使得議題不由得較為膚淺，樂迷是否覺得購買唱片之後就可以解決衣索比亞難民的問題，而忽略造成這些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說「四海一家」將非洲議題轉化為商業市場的操作，那麼背後得利的，可能就是最大的贊助廠商百事可樂和這些表演的藝人。而我們卻也不能說這樣的超級活動毫無影響力，「四海一家」活動的收益是六千七百萬美金，並且喚起群眾對於貧窮、人權、環保、種族隔離的問題的重視；音樂社會學者甚至提出，當草根政治運動衰落時，流行音樂反而成為發起社會議題和群眾動員的催化劑；然而如何深化這些議題，避免表象式的操作，以及在搖滾樂的反抗場域中，如何掙脫內在矛盾，如何定義其功能與含意，是最需要深刻反省的核心。
相對於四海一家的人道救援，將議題導向政治行動者，可以「向曼德拉致敬」演唱會為例。曼德拉是南非反對種族隔離異議組織的領袖，發起演唱會主導者來自於龐克樂團，現場參與者超過二十萬人，之後更有許多國家願意轉播這樣的大型演唱會（雖然有些版本被刪除許多重要發言）。在1990年歡迎曼德拉出獄的演唱會上，曼德拉發表了重要演說，也使得搖滾樂化身為翻轉政治和主流霸權結構的標的。
青年、反抗意識、搖滾、明星、政治、媒體，之間到底存在什麼樣的聯動關係？致敬曼德拉演唱會似乎來自於搖滾反抗種族隔離的原初傳統，直接挑戰權威，造成媒體與基進政治間的緊張，也挑起明星藝人是否適合參與比較基進政治表態的爭議，且當年輕藝人並不瞭解政治知識，他們可以作為這些活動的代言人嗎？雖然也有如二十世紀末愛爾蘭合唱團U2主唱，對刪除第三世界國家外債議題幾乎成為專業運動者的深度參與，然而如此深埋的精神意義似乎在過多商業包裝之下，逐漸淡化了。
烏茲塔克並不刻意追求特定政治議題，而是萌生於青年反抗意識脈絡中原生的反抗姿態；然而四海一家在推動社會議題時，卻忽略了這股潛生於個人心中最原始的反動力量，是青年時代最紮實的反文化根基。
雖然搖滾樂的青年反動性與組織動員似乎有時成為政治手腕玩弄的手段，也許是布萊爾對搖滾樂的背叛；也有時候如Rave、嘻哈電子音樂的反體制與被壓制，然而青年反叛對於社會議題、人道的關懷溢現於二十一世紀，是否能夠反映在2003年反戰運動的高潮？為何有些人反對聯合錄製慈善歌曲或大規模的集體慈善演唱會，不希望出現「四海一家」的續集？也許我們必須尋找的是，在搖滾流行音樂的反叛地圖中，如何拓展出新世紀的想像與行動？
「春吶」、「海洋音樂祭」對於台灣具備什麼樣的社會意義？青年的反叛與串連現身於何種寄託之中？革命的聲音是否能夠藉由如AMG支持媒體公共化演唱會系列行動影響校園？當青年握緊雙手，穿上寫有龐克反抗精神標語的T-shirt時，吶喊出的是什麼樣的聲音？
So join the struggle while you may
The Revolution is just a T-shirt away
Waiting for the Great Leap Forwards
Our Questions：
1、你認為搖滾具有反動與串連的力量嗎？當社會議題與音樂結合時，會產生什麼化學變化嗎？當這些議題被政治操弄時，該如何求取平衡呢？
2、你和朋友曾參與關懷社會的演唱會活動嗎？為什麼？
3、你覺得，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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