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台灣社會的是非判斷之錯亂，那麼，最近的TVBS與新聞局之間的戰火，絕對是一個最佳例證。在這個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台灣社會中有不少人，其是非對錯的判斷，乃是「政府之所惡而好之」，坦白說，雖然政府是應該被監督、被高標準要求，甚至被嚴格挑剔、嚴厲批評；但是，這絕非等同於與政府對立者即可視之為「人民英雄」。

台灣社會當前的「非藍即綠」之對立、公共論述品質之低落，慣以聳動主題大掀風波的TVBS《開講》節目，絕對是始作俑者之一。在這個以挑撥情緒為尚的開講節目中，所謂的「公共」被簡化為政壇上各方怨親債主的擂臺，而所謂的「論述」，則是齜牙咧嘴、臉紅脖粗的互罵、過度推論，甚至是捕風捉影。結果，真理不但沒有越辯越明──這也並非該節目之立意，反而型塑了如同《台灣龍捲風》之類的節目效果，永無止境的對罵，而使得該節目永遠不乏得以炒作的題材。

由於「公共」從來就不是這類節目的真正關注，因此，在攸關於大眾福祉之討論上，便也只是惺惺作態而另有用意。例如，引發政府部門不滿之該台《開講》節目於今年上半年一系列的「水果登陸」主題，其幾乎一面倒的肯定中國對於台灣果農所釋出的善意，並鞭撻政府之從中作梗。誠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主題，對於台灣果農之福祉亦息息相關，然而，既然我方政府有其「政治」考量，那麼，政治力永遠凌駕一切力量的中國政府，就不存在著「政治」考量？如果沒有政治考量，中國為何刻意避開台灣政府作為水果貿易的談判對象？中國政府又為什麼一邊嚴厲鎮壓其國內維權上訪之貧農，卻又一邊向台灣農民開懷招手？

如果，最基本的平衡報導都顯得如此不足，T台和台灣政府間的恩怨，根本就不值得人們關注，因為，一個欠缺專業精神與表現的媒體，很難在道理上獲得人們支持以對抗政府之濫權；一個同時能夠囊括市場利益和政治民粹情緒的媒體，將會是台灣社會的另一場災難。

雖然同樣作為媒體一員，我們卻不必有過度的「唇亡齒寒」之感。對我們而言，媒體的「天職」並非在與政府製造對立，而是以嚴謹、專業的責任倫理為基本，真實呈現社會面貌、問題，克盡真正的「公共」責任，深化民眾的認知與論述能力，這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礎，也才是媒體之天職所在。以政府之好惡而好惡，無論是好者惡之、或是好者好之，皆不為我們所取。

在台灣被奉為「管理學大師」的彼得‧杜拉克辭世，悼念聲中不免重溫「大師」的思想和格言，舉凡目標管理、知識工作者、競爭力、後資本主義社會等熱門字眼再度被提出，甚至有人借用杜拉克的觀點，建議將國家機器交由專業經理人操作，以「管理」取代「政治」。

固然杜拉克不只在台灣聞名，但大量格言式的引用，恐怕台灣是世界第一。言必稱「大師」是迴避檢驗、忽略批判的最佳策略。引用大師的名言「知識的特性是不斷自我淘汰」，再以此推論「知識工作者會因害怕淘汰而加倍努力，科學也因此昌明」。這種造句方式充斥在管理論述之中，儘管知識也可能是累積性的，但在大師的加持下，「知識是自我淘汰的」成了金科玉律，合理化所謂知識工作者普遍超時工作、自我剝削的現象。又如國家與企業的目的截然不同，不過只要「借用大師的觀點」，就可以理所當然的主張把國家交給專業經理人，如此一來各種公共建設、社會福利遂成為國家「虧損」的罪魁禍首，故BOT、民營化、削減社會福利則是減少虧損、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大師已去，無法繼續開示。該是我們認真面對與分析問題的時候了，「大師說」的論調可以休矣！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著作等身，在台灣幾乎本本暢銷，不過大師的許多理念卻沒有得到認真的對待與落實。很多人打著杜拉克的旗號招搖撞騙，隨便抓住幾個關鍵詞就大書特書，根本扭曲了大師的原意。

杜拉克超越左右派，強調以人為本，關心的是人們如何在工作中得到意義、發揮所長，創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產品。他指出21世紀是以知識工作者為主流的社會，管理者需要激勵員工士氣、提高工作滿意度，才能獲得組織的最大效益。並且他最重視的「經理人」亦非單純的生意人或企業家，而是兼具社會責任與創新的領導人，包括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者。偉斯言哉！能稱得上「經理人」者，台灣有幾人？

許多管理者短視近利，為了降低成本將「低底薪高獎金」的激勵制度改成「低底薪沒獎金」；為了節省開銷而忽視企業的社會責任，沒有回饋社會。長此以往，員工的滿意度下降，當然難有創新的知識產品；企業的形象不佳，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也隨之降低。

大師雖逝，言猶在耳。此等短視近利，沒有以人為本之輩，卻經常將杜拉克斷章取義的掛在嘴邊。這些管理者想要成為大師筆下的「經理人」，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