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以來，流行病的威脅再度籠罩台灣，以及全世界的上空。專家學者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不斷地提出警告，如果流行爆發，死亡人數可能在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以上。兩年多前SARS的災難人們記憶猶新。那一場流行病奪走的台灣人命還不到百人，但是已經造成台灣社會巨大的創傷與經濟上的巨額損失。因此，對此次禽流感的威脅，台灣絕不能再掉以輕心，一定要做好預防的各種準備。

SARS流行時期暴露了台灣防疫體系的許多漏洞，最值得注意者乃是社區草根防疫組織的欠缺。台灣半個世紀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結果，造成社會人際關係疏遠，產生社會學家所謂原子化的社會關係。人際間應有的關係被金錢關係所取代，這種高度物化的社會很難面對災難的衝擊。因為人與人之間既然缺乏相互的關懷與信任，在災難時期，人人只能自保，結果往往歇斯底里地反應，造成更多不應有的傷害。許多研究指出，在突發的災難中，最大的傷害往往來自歇斯底里的反應。SARS時期台灣社會的反應，已經呈現這種不理性的面貌。

原子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理應依賴公共部門彌補。不幸，台灣在資本主義化的同時，也摧殘了公共部門的彌補機制。SARS時期，學者即已經指出，台灣原有的彌補機制──預防性公共衛生體制──不僅沒有隨著資本主義物化的深化而加強，反而從80年代起逐漸萎縮。這種倒行逆施、被公共衛生學者批評為「自廢武功」的政策，是台灣應付SARS流行驚慌失措的根本原因。

SARS總算渡過了。但是面對著這一波禽流感的威脅，我們改進了多少？相比較於SARS，禽流感由於其在發燒之前便已經具有傳染性，使得防範更加困難；此外，SARS病毒完全依賴飛沫傳染，飛沫的範圍不到一公尺，禽流感病毒則有可能空氣傳染，其範圍要比飛沫遠得多；還有，禽流感的病毒極易突變，產生人們缺乏免疫力的新病毒。凡此種種，都表示禽流感的危險性比起SARS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SARS時期公衛學者提醒的問題改進實在有限，台灣統治集團又把注意力高度集中於選舉上。禽流感流行萬一在台灣爆發，台灣是否能夠應付得宜，實在令人擔憂。

1984年6月，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經濟發展方針。轉眼已過21個寒暑，國際化言猶在耳，但政府鎖國心態不僅反映在政治意識型態上，就連高度仰賴國際市場的台灣經貿，政府竟也含糊帶過，完全忽視國際組織對台灣進行貿易制裁的警訊，大目鮪被削減捕獲量便是一例。

也不過就在前年，日本政府查核台灣漁船輸日的大目鮪數量發現已超出配額，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因此發現我國漁船在大西洋超額濫捕大目鮪約8千 公噸。去年此時，ICCAT召開年會，日本代表率先發難，引發各國代表抨擊台灣漁船欺騙行為，不僅誤導各洋區鮪魚資源科學評估結果，並嚴重破壞鮪魚保育管理措施，紛紛提議要求縮減我國捕撈配額、作業船數、禁止我國於大西洋捕魚，甚至禁止我國漁產輸出他國。從去年起，台灣即被列入觀察名單，自2005佃起5年內，每年需扣還1千6百公噸已補償超量濫捕的8千公噸；若一年內無法改善違規超捕，2005年將撤銷台灣的會員身份。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年前就已發生的現實，奈何當時政府忙於拼選舉，「平安幸福總統助選團」四處趴趴走，卻絲毫無視國際組織發出的警訊，這筆帳要怎麼算，早已不是一個漁業署長辭職可以道盡。

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總署於今年3月公佈雙年報告，表示自2002年之後，由於全球對海水魚消費的增加，52％的國際漁源已經完全枯竭。亞洲國家日本，尤其是海洋魚類的重要消費國家，走過東京築地市場，來自世界各地的珍奇魚種，總是讓人目不暇給。

根據統計，歐美民眾平均每日吃魚20公克，日本人吃100公克，食魚量比食米量還高。日本民眾吃掉一塊又一塊海域──日本船捕的自己吃，別人捕的也買來吃。日本政府不僅控制漁船數量、種類、噸位大小，就連打撈捕魚方式和時間都嚴格規範；但這又如何？日本民眾還是吃掉了全世界大部分的漁貨量，自己捕不夠，就買別國捕的魚。現在日本政府得了便宜還賣乖：你們台灣人啊！沒有學我們日本好好管制自己的漁民和漁船，是你們濫捕造成漁源枯竭。

大西洋鮪類保育委員會（ICCAT）近日大幅刪減台灣遠洋漁業的大目鮪明年捕撈量高達7成，即將造成台灣鮪釣業的崩盤，但台灣漁船捕獲的大目鮪100隻有99隻運到日本銷售。請問，究竟是台灣漁船濫捕造成漁源枯竭，還是日本民眾對吞拿魚旺盛的消費賈禍？有需求才有供給，在指摘台灣漁民濫捕、洗魚的同時，東瀛子民，是不是也該負一大口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