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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電子報
 

↘哲學大師方東美辭世28年後,由他的學生傅佩榮等編審的13冊《方東美全集》重量問世!小工節錄傅佩榮所寫〈世紀傳承〉一文,有與方東美間的師生之情,非常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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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報導 ■

  辭世28年 方東美全集問世/曹銘宗◎報導

擔任總審校的台大哲學系教授傅佩榮表示,方東美強調「人有無限提升的可能性」,提醒大家珍惜人生的可貴與潛能,當世哲學家對人類還有如此期許者已少之又少。

黎明文化公司董事長林國棟指出,《方東美全集》共有10種13冊,歷經兩年才重新審校完成,壓軸是把以英文寫成的「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下兩冊譯成中文。

傅佩榮表示,方東美1977年過世,卻直到今年才出版全集,主要是「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的中譯尚未完成;方東美在過世前請弟子孫智燊中譯,並希望他寧拙勿巧,特囑「徐徐為之」,「想不到一個徐字就是十多年!」(聯合報941210)

■ 遇見大師 ■

生活有哲學/傅佩榮著/健行文化

方東美先生對人性始終抱著肯定的態度。他相信人有豐富的潛能,應該循序上升,不斷實踐以追求完美。

世紀傳承

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不正是為了文化上的生生相繼與薪火相傳嗎?不正是要讓年輕的學生站上老師的肩膀,可以瞻望得更遠更廣嗎?

我在民國五十七年九月,進輔仁大學哲學系念書。當時的大學生愛讀翻譯作品,像新潮文庫有關心理學與存在主義的系列,幾乎每個人的書架上都會有個一兩本。後來得一機緣,我仔細以原文對照一本卡繆的哲理散文,才赫然發現:原來翻譯果然是欺騙。無怪乎在拉丁文中,「翻譯」與「欺騙」出於同一字源。

只要愛讀書,不求甚解又何傷大雅?但是,讀書的結果淪為誤解,甚至生吞活剝許多錯誤不通的觀念,則不如束書不觀了。這顯示當時我們對西方思潮的傾慕,而最後並未開出好花及結出善果。直到三十多年後的今日,大學生依然渴望介入世界思潮,許多翻譯的書籍也早已提升了水平,但是若要讀懂思想性的文章,非要自己本身具備思考能力不可,尤其是以中文來思考的能力。

我們所念的中文書是什麼呢?以「四書五經」來說,即使把歷代注疏都瀏覽一遍,也不保證你能理解這些文字中的道理。念書的三步驟是「聞思修」。如果看也看不清楚,聽也聽不明白,就是「聞」這一關沒有通過。「思」是指自己省思,懂了之後可以說個道理出來;「修」則是付諸實踐,以行動來證明自己念書之後,果真變化了氣質,也塑造了風格。讀書之有益於人生,必待三關皆過才見良效。

當時有些用功的學生,大概覺得西方思潮不得其門而入,不如轉向傳統的經典,但是對於龐雜的注疏又望而生畏,那麼選擇什麼呢?答案是熊十力的《讀經示要》。經由此書的接引,一批青年學生對於熊氏所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乃至當時在香港教書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著作,產生崇拜的心理。唐、牟二氏先後來台任教,皆再三表示:香港沒有人文學風,只有台灣是中國哲學的重振之地,因為青年們極為推崇他們的作品。

我在民國六十一年九月,考進台大哲研所念書,開始親炙方東美先生。方先生比我年長半個世紀,是屬於胡適之、熊十力、馮友蘭、朱光潛、羅家倫那一輩的學者。他上課時,習慣帶著幾部厚重的古書,往講桌上一放,但是很少用得到。他很少引經據典,但是發揮起來不分古今中外,可用八個字形容,就是「天馬行空」加上「畫龍點睛」。他談佛學,總是兼顧道家與儒家,還能旁及柏拉圖與尼采,然後隨時又扣緊了當前的文化現象加以評騭。

聽課的學生可以領悟多少呢?我在課堂內外聽人談到方先生,沒有不稱揚他的學問的;但是,若要稍加介紹先生的思想,則是「難言也!」我獲知最妙的答案是:不妨將先生大名「倒過來念」,亦即「美東方」是也。先生的論述是「顯揚東方思想之美妙」。這樣做,不僅可以平衡西化的偏頗,也有助於恢復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信心。說得較實在些,先生的思想是「廣大和諧」四字。宇宙萬物是如此,人類生命的每一方面亦是如此。

大的架構確立了,講課的內容依然細緻精巧。他談到許多人名、書名,又從不寫在黑板上。學生下課時,鼓起勇氣向他請教,他在多次回答之後,忍不住批評了,就是:這些是做學問的基本工夫。如果連人名、書名都沒有聽過,還上什麼課呢?意思是:學生應該「早就」知道這些基本資料,並且已經閱讀過了;然後,老師上課所談的是他綜合數十年功力的心得與見解,是為啟發優秀學生的法門,使他們可以更上一層樓。 隔了半個世紀,怎能沒有代溝?但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不正是為了文化上的生生相繼與薪火相傳嗎?不正是要讓年輕的學生站上老師的肩膀,可以瞻望得更遠更廣嗎?在方先生看來,我們這些學生的水平有待提升。現在,學生變成老師了,我們眼中的學生如何呢?我教書將近三十年,最怕聽到「一代不如一代」一語,這或許與我受業於方先生的經驗有關。


拜師的因緣

第一次聽到方東美先生的名號,是在輔大哲學系錢志純教授的課上,課名是「理性主義」,內容以介紹西方近代哲學的笛卡兒、史賓諾莎、萊布尼茲三人的思想為主。錢教授建議我們這班大二的同學,應該閱讀方先生的《科學哲學與人生》。他還提及方先生與大陸上著名的哲學教授馮友蘭先生是同輩學者。

我們早就聽說馮友蘭的大名,他的《中國哲學史》在當時列為禁書,但是同學們可以在總務處買到「姑隱其名」的盜印本。我利用周末到重慶南路(當時稱為「書街」,現在早已寥落),毫不猶豫就買了方先生的這本書。方先生系出桐城方氏之後,文筆典雅有古風,即使論述西洋哲學亦不例外。我們的國文程度太差,即使勉強尋章摘句,看懂了中文,卻又搞不清楚希臘人與歐洲人的思想為什麼需要以如此高妙的中文來表達。

我在大學時代並不用功,大部分心力放在辦合唱團上,所以過得還算熱鬧有趣。這大概是我往後生活的預告,就是「自得其樂」。如果工作無趣,就要設法使它變得有趣;如果實在無趣,就要另外找到樂趣的來源。大學畢業時,我考取了輔大哲研所,還是榜首;隔了一星期,台大哲研所公布榜單,我也考上了,好像是十五人中的第五名。據說我是輔大畢業考取台大哲研所的第一人。我選擇換個環境,去念台大。其實我早在考大學時,就可以念台大,當時是為了選系不選校,想不到繞了一圈還是回到了台大。除了換個環境之外,我心裡想的是要去聽方東美先生的課。方先生當時已經七十三歲,快要「被迫」退休了。

我正式選修方先生的課只有一門,就是「中國大乘佛學」。一到開學的星期五早上九點,台大文學院第十七教室根本擠不進去,連整排走廊都站了不少人。方先生一進門,就有學生請示要不要換教室;他說不必,然後隨口說了一段齊克果的軼事及名言。大意是:在探討宗教及哲學的講堂上,往往是一開始擠滿了人,後來逐次減少,最後變成主講者一人在獨白。果然,方先生說對了;一個月之後,教室剩下不到五十人。我是正式選課的學生,不能不上課;但是憑良心說,佛學的術語太多了,很不容易抓住重點,而方先生的思想早就形成完整的系統,亦即他所謂的「縱之而通,橫之而通」,是一個「廣大和諧的體系」。

他談佛學,經常以儒家與道家來對照,又以柏拉圖、尼采等西方哲學來比較。如果你不知道課程名稱,會以為他在談論比較哲學或文化哲學,隨時展示「天馬行空」的意境,讓人感覺學海無涯而不免望洋興嘆。

過了一個學期,一位學長主動告訴我,說他們(代表方先生一群比較親近的學生)觀察我的表現,認為可以帶我去先生家拜訪了(代表拜師之意)。我不懂這些規矩,也沒有人提供指示,就兩手空空跟著學長前去方先生府上。進了客廳,坐在先生對面;先生一語不發約二十分鐘,學長緊張得不敢說話,我更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後來連怎麼告辭都忘記了。後來較熟悉了我才發現,原來方先生是不太會寒暄的,是相當標準的「剛毅木訥」。

第二年,方先生退休了。輔大哲學系在錢志純教授的努力之下,禮聘方先生為講座教授,每周上課三小時。從方老師的住處牯嶺街到輔大,要搭計程車,需要有人「護駕」。學長們一致希望由我擔任此一工作,好使老師安心。大概這就是緣分吧。從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到六十五年六月,我在每周四都會陪著老師去輔大上課,並且負責錄音。方老師全集中有四本是由這些錄音帶整理成文字的。這些文字原先是上課的內容,所以可讀性較高,因而也使更多讀者可以由書本接近方先生的思想。受益最大的,或許還是我吧!我由此建立了對中國哲學的深刻信念。

■ 中時開卷‧每週推薦書 ■

奔向華語詩 語言的邊界
▓須文蔚(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陳大為一直醉心於詩語言與敘事的實驗,無論是追溯中國神話的《治洪前書》、重新解構與重寫中國歷史的《再鴻門》,或是建構華僑移民社會史詩的《盡是魅影的城國》。他努力鍛詞造句,希望一方面能營造巨大、恢弘、磅礡的大敘事,同時也將台灣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詩學的語言加以轉化,維繫與古典詩的契合,形成獨特的風格,也獲獎無數。但他不以此為滿足,在新作《靠近羅摩衍那》中,他採「以詩論詩」的形式,向大陸優秀的詩作借火;又藉迂迴地與孔子對話,譏諷台灣政治文化中粗俗的語言;復以遊歷馬來西亞故鄉詩行,開展殖民地地誌書寫的新風貌。確實開展出一場更大規模的詩學革命,以跨地域的觀點,既破壞又鎔鑄,像夸父逐日般,奔向華語詩語言的邊界。

在《靠近 羅摩衍那》中,最能突出陳大為此次實驗成果的應當是【京畿攻略】系列。作者挑了柏樺的〈在清朝〉、江河的〈追日〉、西川的〈一個人老了〉、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于堅的〈墜落的聲音〉、北島的〈在黎明的銅鏡中〉等6首佳構,分別以詩論詩,寫下6首對應的作品,辯證不同的史識,談論兩岸迥異的詩學,追溯共同的文化中國。

以【京畿攻略】系列中〈京城〉一詩為例,陳大為認為:

柏樺是凶手把清朝支解
柏樺是菩薩把清朝拼貼
詩人的伎倆瘦了
牛羊
卻肥了
銀兩
有些句子是奸商
騙光我對傳統的想像

陳大為解讀柏樺〈在清朝〉的策略,以不同的史觀表示:「柏樺你的清朝﹨和我風馬牛不相及﹨但我喜歡那些﹨短句」,但卻毫不吝惜地以抒情式批評說:「比二月河的雍正王朝長﹨比拍案的『好』字短」,如是詩意的註腳,彷如過去不少教古典詩詞的中文系老教授,吟罷一首詩後,讚一聲「好」,於是師生沈浸在默識的感動中,而陳大為拋出同樣不可言說的詩句,詮釋〈在清朝〉中以短句表現出歷史悠長的演變,又能暗藏著諷喻盛世中的腐敗,可謂十分精到。

在〈墜落〉一詩中,陳大為除了分析與讚美于堅善用的長句外,也表白了這本詩集的寫作核心價值:「我的敘述必須在更大的敘述中﹨結繩記事」。喜愛詩的讀者不妨上網尋找這6首詩,對照陳大為的作品,自然會發現風格丕變的陳大為利用「互文性」的操作,讓新的書寫中融入引文、多元文化語言、典故、迴響的多重交織,確實建構出一套新的敘事詩語言模式。

台灣的讀者不可錯過的應當還有系列三的【風中狂草】。陳大為故作狂想狀,與夫子對話,但其實以寫實與犀利的言詞,斥責台灣政治語言中「不低賤﹨無以言」的怪狀,這一系列詩,保證讓溫柔敦厚的國人讀來笑中帶淚。其中,我尤其愛錯字連篇的〈狗熱的,夫子〉,在後現代的遊戲口吻中,作者說道:

夫子
別憂慮
過幾年
您再問禮於老子
他會告訴您:用反切
      把世界
視同餿水再重讀一遍
便是盛世
便是倉頡
野草般叢生的日子

道盡了政客曲解語言的醜態,當醜態成為常態,恐怕是關心詩教者,共同會感到沈痛的悲哀。

在此間現代詩創作、閱讀與評論環境中,過去中國文學的指涉,並不及於現、當代的大陸詩歌,更不要提是否有「亞洲視野」。陳大為在《靠近 羅摩衍那》梳理開當代華語詩中語言的糾葛,展現出多重與紛雜的美聲。望著他挾著馬來西亞、台灣與大陸多樣的文學風貌,奔 向華語詩語言邊界的身影,突然覺得「挾泰山以超北海」,在詩人身上非不可為也!

轉載自《中國時報‧開卷》200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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