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抗議5年5百億元分配之不公，國立中正大學主任秘書陳孝平，首開了國內大學主管至教育部絕食抗議之先例。這一行動起先在雙方分別執以「無結束時間表」以及「不宜再對補助的經費分配重行審議」、「不宜以絕食方式要脅，會給社會帶來不良示範」之說詞下，似乎顯現出陷入僵局之勢。昨晚教育部終於鬆口，同意接受中正大學申覆，但海大、中原、台師大紛紛跟進，未來結局難以預料。

此次中正大學與教育部槓上，其實正凸顯了國內高教改革所出現的一個重大弔詭：市場化並未達成「去管制化」，反而產生了一個畸形的綜合體：市場放任結合官僚國家，而這一「異形」恐怕將是許多大學院校的夢魘。

從高教改革一開始，教育部就以「自由化」、「開放」為名，減少對於大學的補助，從而使得各校不得不依賴收取學費或是向企業界募款來維繫學校之營運。這兩者一方面都加速了大學院校向市場傾斜的程度，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獲得企業的青睞，以及對於學生「就業」的保證；另一方面，由於高教此一「市場」的資訊主要是由教育部透過每年的評鑑結果所提供，因此，各校招生成績優劣或是企業界關愛眼神所繫，大致上來說就離不開這一評鑑結果。以此點而論，教育部對於各校的掌控能力不但並未因減少補助而衰退，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權，因此產生了這種既受市場控制、又受國家威脅的畸形體制。

這一情況對於大學之不利處在於，以人文、社會學科為基礎與特色的學校（或科系），這類校系對於市場並無法產生「直接的利潤貢獻」，因此，市場化的發展趨勢對這類校系最為不利，企業與學生對它們興趣缺缺，以致將出現嚴重的存續危機。再加上教育部的許多評鑑指標亦指向市場化的程度，例如畢業生的就業率、產學合作的狀況等，更造成了雪上加霜的困境。同時，由於官僚體制本身具有權力的壟斷性質與資訊的片斷化（不透明）特性，亦將使得透過國家官僚體制的各種作業十分易於衍生爭議。這次中正大學的不滿之處即是來自於這兩個因素的綜合：市場價值不如台、清、交、成，甚至也比不過私立的元智，復又受制於官方作業的不透明性，自是忿忿難以自抑而爆發開來。

換言之，台灣高教十多年來所謂的改革，其結果正是結合了市場化與國家管制各自最壞的部分，使得大學教育遭受雙重宰制，其處境比起以往尤為惡劣。過去只有國家這樣一個惡婆婆需要侍奉，現在則又要滿足於這個喜歡上下其手、褻瀆知識尊嚴的公公（市場）的慾望，台灣的大學大概正如寒冬中絕食爭取補助的陳孝平主秘一般，其未來不知伊於胡底。

本次WTO部長會議前，美提議大幅削減農產品境內支持與關稅，隨即遭到歐盟和G10集團中的日本、南韓反對。歐美日等強權間出現矛盾，原以為WTO談判將面臨第三次破裂，則WTO架構下的全球化幾可告終。

然而，富國間的利益矛盾未使談判破裂，仍達成2013年前全面廢除農業出口補貼；四級距削減農產品進口關稅；三級距削減農產品境內補貼；並大幅降低工業產品關稅、加速服務業自由化等。這些決議對超級強權美國而言，無疑如虎添翼，可恣意肆虐各國市場；對歐日等國的農業雖有衝擊，但仍可傾銷至其他窮國，亦不無小補。

至於場外的示威者反什麼？我們反對富國對窮國的剝削，以及場內代表站在資方立場犧牲工農階級的利益。富國間縱有矛盾，但相對於開發中的貧窮國家而言，他們還是可以找到共識，瓜分窮國的市場；且在談判下被犧牲的，往往是該國的工農階級，因此日韓的工人、農民才會不遠千里前往香港抗議。

荒謬的是，當農委會代表不得不承認這些決議對農業傷害至深，企圖提議翻案時，新自由主義者卻堅持其教條，錯把毒藥當解藥，嘲諷示威者的訴求斷了小農的生路，讓其無法輸出農產品到富國市場；實則，開放市場後富國農企業的傾銷才是令小農走投無路之因。是故，富國間的矛盾不足依靠，工農人民當自強才是自保之途。

WTO會議告一段落，但示威活動卻因為有台灣人被捕而繼續熱鬧騰騰。其實南韓農民衝撞港警，然後又是三步一跪、又唱《大長今》，花樣百出，怎不吸引目光；至於菲律賓、印尼嘉年華式的遊行，敲鑼打鼓，唱歌跳舞，同樣讓人注目。台灣的遊行隊伍固然比較單調，但衝撞不落人後，也搏得不少版面。只不過如此一來部長會議到底談了什麼？卻相對受到冷落。

場內真正有實力左右窮國人民命運的代表中，歐盟與日本反對市場全面開放，堅持補貼其農產品出口，而美國雖提議大幅削減關稅與補貼，但實際上對於國內農產品的補貼卻不遺餘力。弔詭的是，場外示威者口口聲聲說為了工農人民、為了窮國而發聲，怎麼口徑反與歐美日等強權一致？弱國代表爭取開放市場，使國內眾多貧困的農民能將其產品賣到廣大的富國市場，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示威者不明就裡的亂反一通，只搞些譁眾取寵的把戲，反而幫了強權，害了弱國。

台灣如同其他弱小國家都是靠貿易起家，不能開放市場、貿易無法自由，受害的絕對是弱國，只有強權才有條件自給自足。愛之適足以害之，台灣的示威者瞎湊熱鬧，望文生義，以為「補貼」、「保護」就是對工農有益，殊不知那正是強權的手段，只有開放市場、自由貿易才是台灣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