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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5-12-22》 |
| 本期內容 | |
| ◎形上的流亡：靈魂的鄉愁──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哲學之一 | |
| ◎教育論壇：教師工會的認識與實踐 給關心組織發展的朋友（下） | |
| ◎台灣立報徵文啟事 | |
| 形上的流亡：靈魂的鄉愁──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哲學之一 | |
| 宋國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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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愁，就俄語來說，就是一種絕症。──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一生抑鬱寡歡，但從不停止對人類心靈之探索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1932-1986），是史上最令人懷念與敬佩的導演之一，他的電影，意境幽邈，內容深邃，無論從美學形式或藝術內涵來說，都是人類至今存留下來至為寶貴的遺產。電影界任何獎項都難以概括他的電影成就，因為他的成就已經超出世間一切形式化的評價，他的作品既難以捉摸也難以理解，但一旦理解，就是永難忘懷的感動和領悟，哪怕只是5分鐘的感動。然而，他一生從未被他深愛的祖國──蘇聯所理解，他最終帶著自己的一份執著離開了蘇聯而客死異鄉。在祖國的土地上漫無知音的遊蕩。被所愛國家的誤解和遺棄，是他一生永難抹去的痛，他只能在自己的藝術理念中，無盡的折磨和流放。 塔可夫斯基屬於「後史達林時期」（Post-Stalinist peri-od）的新銳派導演，他出生於俄羅斯尤里葉維茨（Yurievets）的扎弗洛塞鎮（Zavrzhye），一個位於伏爾加河（River Volga）畔的美麗城鎮。父親亞森尼‧塔可夫斯基（Arseni Tarkovsky）是一位頗具才華的詩人，塔可夫斯基多次在他的電影中引述父親的詩作；母親瑪麗亞‧伊凡諾薇娜（Maria Ivanovna）是一個女演員。父母離異之後，他和姊姊瑪麗娜（Marina）由母親獨自撫養，儘管家境貧寒，但母親還是把他送進藝術學校就讀。 1951至1954年，塔可夫斯基就讀於「莫斯科東方語言學院」（Moscow's 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s），學習阿拉伯語。1956年進入「蘇聯國家電影學院」（Soviet State Film School [VGIK]），受業於米海爾‧羅姆（Mikhail Romm）門下，曾以1959年拍攝的《今天不離去》（There Will Be No Leave Today）獲得1961年的畢業學位獎。羅姆把塔可夫斯基視為一生中最得意的愛徒，稱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導演」，多次向蘇聯當局推薦塔可夫斯基的作品與才華。 處女作《伊凡的童年》獲得1962年威尼斯金獅獎，但卻從此與蘇聯共黨結下「不解政治風情」的宿怨。1969年塔可夫斯基再以《安德烈‧盧布列夫》一片獲得得嘎納影展大獎，但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從此在蘇聯國內受到嚴厲的審查乃至被禁止上演。1983年塔可夫斯基前往義大利拍攝《鄉愁》，這是他一生中意境最高、思想最深的作品，但電影完成之後，塔可夫斯基決定終生不再返回蘇聯。 最後一部作品《犧牲》是在已經得知重病下開拍的，電影集塔可夫斯基一生宗教情感和人道關懷的最後反思，影片獲得1986年嘎納影展的「評審團特別獎」，使塔爾夫斯基因此登上了世界級電影大師的頂峰。同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肺癌病逝於巴黎，年僅54歲。 留住時光的印記 塔可夫斯基一生始終被「不為觀眾理解」所困惑，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塔可夫斯基絕對的精英主義風格，他堅持以詩性思維和詩化語言來表達生活的真實性。在闡釋自己電影理念的《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一書中，塔可夫斯基展示了觀眾的來信（註1），對一般習慣於「經驗的同質性」的觀眾來說，觀賞塔爾夫斯基的電影無異是信心的挫敗，一種自卑的折磨，從而產生驅之不散的「理解的焦慮」，這意味著如果觀眾沒有基本的藝術訓練，沒有經歷自己重大的挫折和憂傷，將根本無法進入塔可夫斯基的內心世界。另一方面，塔可夫斯基對試圖探測其內心秘密的影評家向來充滿敵意，一如他對商業電影的歧視，這使得至今為止對塔可夫斯基的研究與分析少之又少。 最後，塔可夫斯基把電影定義為「時間的塑形」，而不是娛樂或觀賞而已。這是一個來自攝影學的概念，意指把時間鐫刻在鏡頭下的影像中，目的是在時光的飛逝中，將生活的質感予以把握、緊抓、留住、刻印、永存。人們把塔可夫斯基的這些觀點和法國「新浪潮」導演安德烈‧巴贊（Andre Bazin）相比較，巴贊就是以「把時光封住，讓時光不會消頹腐朽」（註2）的觀念，來表達他對攝影本體論的認知與實踐。 塔可夫斯基堅持，「人類生活中有某些層面只有用詩才能忠實表達」（註3），「複製真實人生的感覺並非電影的主要目的，但是卻能賦予它美學的意義，成為進一步嚴肅思考的介媒」（註4）。他說道： 我個人以為詩的推理過程比傳統戲劇更接近思想的發展法則，也更接近生命本身，……經由詩的連接，情感得以提升；觀眾也將由被動變成主動，他不再被作者所預設的情節所左右，而是親自參與一個探索生命的歷程，唯有能幫他透視眼前複雜現象的深層意義者才能為他所服膺（註5）。 然而，塔可夫斯基顯然要比巴贊更為深刻和複雜。固然，在「以形式把握時間的流逝」這一理念上兩人的看法完全相同，但塔可夫斯基顯然因為存在一個矛盾而使他的電影愈發難以理解。一方面，塔可夫斯基認為電影不只是對時光的忠實「記錄」，它還應該進行「鑴刻」，藉以修飾、重整、雕塑生命流淌中的意義痕跡，從影像中汲取或釋放人的時代性與社會性，探索諸如信仰、道德、友誼、殘酷、欲望、救贖、懊悔、犧牲、愛情等等一系列的「人性範疇」，這就使得他的電影因為具備「作者電影」的特徵而具有「形上的思辯性」。但在另一方面，塔可夫斯基認為正如一個雕刻家總要尊重自己所選的材質，這意味著電影無法將客觀現實套入導演自身主觀的預想之中，而是要去尊重生活的本質、追索時光的韻律，這就使得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又具有「客觀的經驗性」。正是這種「對客觀世界的形上思辯」，構成了塔可夫斯基電影的理解障礙。 早在電影學院的實習創作《壓路機與小提琴》（The Steamroller and the Violin）中，就已表現出塔可夫斯基對「視覺影像」之形上思辯的癡迷，以及一種對「戲劇對白」認為多餘累贅而流露出的刻意忽略和排斥。作品使塔可夫斯基獲得第一項國際獎項：紐約電影展獎。電影描寫一個天真年幼的「小提琴家」（實際上只是一會拉琴的資產階級小孩）和一位開著壓路機維生的工人之間的友誼。在這部早期的實驗電影中，就已蘊函了塔可夫斯基一生電影創作所有豐富的感性因素。 塔可夫斯基努力尋求一種「階級寬容」的可能性，其中並無政治教條，也沒有溫情造作，而是一份真情與寬待，儘管這份「超階級友誼」最終受到外力干擾而以「誤會的反叛」收尾，但是一個學琴的孩子即使受到「街頭無產階級兒童」的攻擊，每日必須通過那被工人小孩恥笑的街道前去上學，但是他仍然能夠和他的敵對者達成堅固的友誼。孩子在古板的「資產階級藝術規律」下絲毫得不到藝術的樂趣，但唯獨在面對工人階級演奏時才能領略藝術的激情，從工人階級贊賞的眼神中得到自我的肯定。孩子從現代工業文明中領受了一種碩大和有效率的物質之美，工人階級則在孩子的琴音中領會了藝術的和諧與柔美。 塔可夫斯基就是如此固執地以不到35句的台詞，以幾乎毫不顧及一切必要的電影要素，打破一切傳統敘事的標準框架，從一場莫斯科古老街道的偶遇，逐步推進到兩個對立階級之間友誼的增長和終了，打破社會主義階級矛盾的政治迷失。通過資產階級「小音樂家」學會了對麵包的尊重，通過壓路工人領會了人文藝術的嚮往，階級的鴻溝被彌平，人性的諒解被提升，塔可夫斯基就是這樣堅持藝術可以超越一切，藝術可以超越仇恨、疏離和誤會。正是這種信念，塔可夫斯基找到了他通往藝術天國的鑰匙，並且終其一生沒有改變。（待續） 註1：參見《雕刻時光》（前言），李泳泉、陳麗貴譯，台北：萬象，1993。 註2：Maya Turovskaya, 邱芳莉、邱怡君譯，《時空的軌跡：塔可夫斯基的世界》，台北：遠流，1996，頁21。 註3：《雕刻時光》，頁44。 註4：《雕刻時光》，頁36。 註5：《雕刻時光》，頁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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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育論壇：教師工會的認識與實踐 給關心組織發展的朋友（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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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教師） 理解了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後，我們對教師工會運動的認識與實踐，有以下幾點看法： 一、別怕內部矛盾：雖然教師組織的工會運動已進行多年，惟吾人仍應務實地看到，會員群眾對教師工會的認識確實是存在著矛盾的，支持者固然有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反對或沈默者依然在組織內部佔有多數。然而，隨著組織一次又一次的教育與實踐，認同教師工會的會員必然隨之增加，雖然現在看來支持者或許仍然屈居少數，經過反復的認識與實踐之後，有朝一日，正方勢必由小變大，反方則會由大變小，屆時正反雙方的力量對比將發生根本的反轉，到了那時，教師組織的工會運動終將水到渠成。 而正反勢力發生反轉的過程會有多長呢？除取決於主客觀環境的消長外，更有待組織積極開展全面的教育與行動，促使會員得以更為正確的認識工會運動，及更為全面的共同實踐。進一步說，隨著組織持續的認識與實踐，原本不利於我的客觀情勢亦將逐漸鬆動翻轉，終至對我有利，因此，組織幹部不僅不應懼怕矛盾，更應正視矛盾化解矛盾。 二、反對空談主義：前面說到，人的認識離不開實踐，脫離了實踐，所有的認識只能成為冥想的玄學，也只有透過實踐，錯誤方能導正，理論方可以獲得確認，從認識過程的秩序來說，我們實在不能輕忽實踐的積極意義。然而，觀察教師組織的工會運動，長期以來，組織內部在認識與實踐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二股退步的力量，一為只重理論卻看輕實踐的空談主義，一是躁動盲從卻忽視理論的盲動主義，比較起來，在工會運動應該進入理性認識的現階段，空談主義的危害尤大。 筆者以為，只要花些時日，要正確認識工會運動的意義，就個別教師而言，肯定不是什麼難事，甚至任何一個完全不具工會先驗概念的教師，均可經由行動對工會產生認識的動機與興趣，使其粗具感性的認識，然後經過反復的實踐，進入理性認識的階段。反過來說，在經過歷年來多次的運動洗禮後，如果老師對工會仍然只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顯然其實踐是亟待加強的。正如許多關心教師工會的朋友再三指出的，「實踐才是硬道理」，我們一方面必須拒絕只有行動不談理論的盲從，一方面更該反對沒有行動只談理論的空想。透過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以改造自己的主觀認知，從而發揮主觀能動性再造客觀世界，才是實踐的真義。 三、持續地、全面地實踐：在運動的過程中，多數組織幹部最感為難的或許是，如何持續地激發會員熱情、鼓勵會員參與？就實際運作觀察，能夠持續響應組織號召的會員確實是少數，不過，幹部仍應發揮耐心積極教育，因為實踐應該是一個連續不間斷的行動過程，單一地、片面地、淺嘗即止的行動，都不能算做有積極意義的實踐，每一次行動本身都應具有使會員再認識的進步意涵，這樣的認識才能成為其進一步實踐的基礎與能量。 其實，如果能徹底明瞭認識與實踐的關係，壓力或許會小一些，淺見以為，所謂的實踐，對於認識程度不一的會員可能會有程度不同的定義。例如：對一個非會員，我們希望藉由行動改變其對教師組織的認識，因此對非會員來說，加入教師會成為會員可視為其初步的實踐；而對已經入會卻較為冷漠的教師而言，我們希望藉由行動激發其熱情，因此對這些老師來說，以行動響應教師組織的相關活動可視為其初步的實踐；最後，對積極響應組織活動的會員而言，我們希望，其實踐的層次不應只停留在參與活動而已，而是在活動結束後，可以進一步將行動的理念帶回職場，以感染、教育其他會員，這些具有實踐力的教師是宣傳組織理念的先鋒，他們所埋下的種子，將是組織持續成長的動力。 四、對工會運動的再認識與再實踐：教師組織的工會運動推展至今，初期或許已經使得多數會員認識到教師作為一個受僱者的事實，並成功使組織朝著實質工會化的目標前進。儘管如此，這仍只能算是教師工會運動的初步實踐，藉由反復的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的過程，組織應該有更為高度更全面性的關照，例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有越來越多的工農朋友即將流離失所，教師組織應該關懷他們、協助他們。再如：對於1210行動僅止於感性認識的會員來說，或許會質疑為何要將國民年金列為訴求？不過，換成是對此有理性認識的會員應該不難理解，因為唯有如此方能減輕勞工的相對剝奪感，抒解公部門員工的壓力，並且反守為攻逼迫政府表態。 這樣看來，吾人絕不能僅以維護自身權益小看教師工會，如何團結所有受僱者，共同在資本主義的狂潮下，保障勞動者、弱勢者的權益，進而建立符合公理正義的社會，更是我們對於教師工會再認識與再實踐之後必須承擔的責任。 淺見以為，局勢發展至今，工教聯合已是教師工會無法迴避的道路，如何引領公民社會則是組織最為嚴峻的挑戰。 最後，請容我作一點告白。這些年來，在建立教師工會的路途上，一直有許多夥伴共同努力，一路上雖然艱辛，不過大夥並不感覺孤獨。關於教師工會的前景，南宋楊萬里的〈桂源鋪〉其實頗適合用以鼓勵懷抱理想卻歷經險阻的夥伴。（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不過基於今天的主題，筆者在此願以楊萬里另一首同樣勉人奮戰不懈的詩〈過松源晨炊漆公店〉，送給所有正在努力認識、積極實踐教師工會的朋友，因為離遙遠的理想，我們顯然才剛起步。 《過松源晨炊漆公店》 莫言下嶺便無難， 賺得行人錯喜歡。 正入萬山圈子裏， 一山放出一山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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