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了許久的政府終於向國人宣布失業率跌落4％水平的「喜訊」，此為68個月來的新低數據。然而，國人似乎感受不到行政院院長謝長廷的努力政績，相反地，愈到年底、心情愈沈的氛圍，始終瀰漫在一般升斗小民的生活世界裡。

僅就指標比較，失業率下降當然是好事，但失業率的舒緩頂多只能說是社會改善指標之一，未必能夠等同社會生活水準與品質的提升。實際上，當我們在參考政府統計指標時，必須將多個相關指標一併參照，方不致於失之片面。若我們再拿經常性薪資成長這個統計指標作為另一參考，便可發現到今年前10月的平均薪資為4萬4,132元，經常性薪資為3萬5,619元，與同期比較僅成長1.59％與0.98％。換言之，工作機會表面上看起來是增加了，但工作內容卻愈來愈不堪一提，新進職場者碰到愈來愈多低薪、部分工時的工作，而既有的職場勞工也面臨活幹愈多，薪水卻反而停滯，或不成比例調整的困境。

是以，失業率增加與經常薪資停滯這兩個指標的並存，說明了台灣儘管有許多人暫時脫離了無業無酬的泥淖，但有業低薪無保障的超強度勞動卻愈來愈普遍。對此，無論政府或國人除了必須向失業宣戰外，尚且面對勞動貧窮（working poor）的議題。尤其是後者，我們是否願意接受每個人都有工作，但必須拼死拼活才能維持基本維生能力的就業處境？或者，我們是否能夠忍受每個人都有業，但必須都有正業與副業才能滿足家庭生活所需的勞動生涯？

也因此，行政院光揀失業率破四的訊息報喜，可謂失之粗糙。看看被現金卡與信用卡循環利率綁死的卡奴，這其中固然有人是因為消費過份擴張而導致負債，但我們更該探究的則是為何那麼多的有業者還必須以現金卡作為薪資的「額外補貼」？在過去，有業意味了安家，但如今呢？台灣社會現在是沒工作苦，有工作的也快樂不起來，這麼沈重的社會壓力才應該是政府應該反躬自省的課題。

紐約市的運輸工人工會（TWU），20日在紐約市展開25年來首度大罷工，在資方與政府聯手打壓下，現行法律鬥爭中，工會高層領導人可能因此入獄，工會也有可能會付出鉅額賠款的代價，但運輸工人罷工的決心，並沒有因此而動搖。

身為受雇階級的紐約運輸業的工人，面對資本家們苛刻的勞動條件時，為了使資方願意能繼續坐下來與勞方諮商，罷工對工人階級來說，其實是一個少不得的武器；也就是說，勞方在面對資方不顧工人權益蠻橫地將勞動條件改惡時，只好祭出罷工這個尚方寶劍，中斷生產線與既有的生產秩序，迫使資方能拿出誠意與工人階級協商。

紐約市長與州長在這次罷工並不與工人階級齊聲指責資方的剝削，反而以罷工將破壞紐約市經濟發展為名來抹黑罷工行動，可見美國的政府官員已經是與資本家同一鼻孔出氣，政府反而成了資本家「教訓」工人階級的打手。157年前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曾經指出，政府只不過是資產階級共同的管理委員會；如今號稱是全世界最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卻完全符合馬克思的分析。在這次罷工事件中，我們難道還看不出美國資產階級與國家機器共同鎮壓工人階級的專政本質嗎？

稍微了解勞動法的人都知道，勞工有所謂的勞動三權，包括了團結權、團體協商權、爭議權，也就是說，勞工可藉由工會團體進行團結的罷工與抗爭，以抗議資方對勞方的不公待遇，這些都在台灣的勞動基準法與工會法等相關的勞動法令中，保障勞工權益的明證。所以美國紐約的運輸工人的罷工，在這個原則下，應該視為勞工朋友們天經地義地爭取他們的權益，不應視為無理取鬧的舉動。

運輸業資方對勞工的薪水及養老金等問題並沒有讓步的誠意，勞工們只好使出罷工這個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