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即將過去。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在過去一年內，人們紀念百年前愛因斯坦提出三個革命性的科學理論，顛覆了牛頓物理的基礎，以及數千年來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往前10年，則是甲午戰敗之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殖民烙印，還影響到今日台灣的政局。往後30年，發生了台灣開始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一次勞資抗爭──二林蔗農事件。諷刺的是，經過了80年後，台灣的農民並未擺脫作為資本主義體制下被剝削的命運。第二次二林事件爆發了，只不過這回抗爭的對象是比日本帝國主義更為龐大的WTO。巧合的是，事件的引爆者仍然是二林人──楊儒門。

再往後20年，即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年，也是全球反對法西斯抗爭勝利的一年。全球都在熱烈紀念60年前這個得來不易的勝利，並熱烈討論法西斯思想興起的根源，以防悲劇再度發生。令外國人意外、令台灣人慚愧的是，作為曾經被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殖民過的台灣，竟然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表現得出奇冷漠。這當然是台灣曲折的政治歷程的產物。但無論如何，台灣人民如此缺乏歷史感，還是令人覺得汗顏。以此觀之，台灣常常引以為驕傲的高教育程度，恐怕也只是適合資本家投資的「人口素質」。

再往後50年，即1995年，WTO成立了。這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進入21世紀精心設計的國際性經濟組織，實施10年以來，其對貧窮國家不利的真面目，已經開始為許多國家受苦人民所體會。楊儒門的白米炸彈案，正是這種深度體會以及悲天憫人心懷下的產物。國際正義人士反WTO的抗爭從1999年西雅圖會議起，便看到了反抗與一種新型國際主義的可能性，而不斷地累積能量。12月的香港會議把抗議提高到令人刮目相看的地步，特別聚焦於農業問題，恰與楊儒門事件相呼應。

如果再往後10年，就是今年，則發生了三合一地方選舉綠軍大挫敗。從歷史的視野來看，這象徵著台灣人民從綠軍「愛台灣」的符咒清醒過來。從李登輝時代開始，「愛台灣」這個符咒一直牢牢地套在台灣人民的頭上。李登輝與民進黨這些唐僧們，不停地用緊箍咒壓迫理性的台灣人民。這次選舉，象徵著這個緊箍咒開始失效。

在扁政府「二次金改」的政策下，銀行業員工今年的確過得不大平靜。台新吃彰銀、建華金與北商銀合併、合庫併農銀、台銀併中信局，交銀即將被消滅；而彰銀、台企銀、第一銀行、中國商銀工會相繼於今年完成罷工投票，其中進行實質罷工者為幾乎賣給玉山金控的台企銀工會。持續4天的罷工行動，雖擋得了一時，卻苦於兆豐金於年底展開的股權收購行動，三商銀、台銀與土銀已通過出售台企銀股票案，加上兆豐自己手中6％的持股，只要不出現意外，台企銀幾是兆豐囊中物。

面對以財團利益為依歸的二次金改，眾多銀行工會何以一籌莫展？可從精神與物質兩者做一思考。就精神上來說，對自由化批判不足，面對合併充其量提出「不裁員、不減薪」等內部問題，而未慮及聯合壟斷對市民「金融接近使用權」的危害，所以造成「公股合併OK，賣給財團閃邊」的錯誤認識，以及所帶來各家工會行動的不一致，給與政府各個擊破的空間。就物質上來看，企業工會的組織型態往往流於各家工會一人一把號，無法透過對話以及資源共享集合成一股團結的組織力量，以致聯合會只能「配合演出」而無法「調兵遣將」。

星星之火，一吹即滅，除非風吹草長，否則豈有燎原空間？偶發的罷工，不足以撼動二次金改，加強工會組織面的教育，才是工會下個十年生生不息之道。

2005年，中華電信發動兩波罷工活動，然工會本意不在罷工活動本身，而在於藉罷工來造勢對美國證交所放行中華電發行ADR形成壓力，以致罷工雷聲大，但實際動員出來不過寥寥數十人。工會界見罷工難以為繼，士氣跌宕，直到其後台企銀罷工撐過4天，整體信心才稍見恢復。

將反私有化戰場拉到國外，尤其是主張「華盛頓共識」最力的紐約華爾街證交所，充其量只能達成程序上拖延的效果，更何況目前國營事業私營化的海外釋股商機無限，形同投資公司禁臠的華爾街，怎肯放掉這一塊3C電信市場年營業額1千8百億元，稅後純益高達498億新台幣的大肥羊？

隨著政府釋股過半，中華電信反私有化的抗爭已經走到了盡頭，而近些年來中華電信工會形同「單兵作戰」，也的確有其辛苦的一面。然放眼未來，身為工會龍頭的中華電信工會仍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必須克服。去年年初，張理事長在「台灣勞工獨立運動自覺自為」一文，特別指出在新的一年，工會要積極吸收外包人力加入工會，並籌組電信相關產業工會全國聯合組織，建立集體談判機制。

在後私有化抗爭階段，工會的目標除了繼續捍衛會員的勞動條件外，也應該利用資源擴大工會版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以資方利益為規臬，共同提高電信產業勞動者的權益，實現早已被拋棄並遺忘「新社會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