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昨日議決將「禁止體罰」列入教育基本法。教育部當局表示歡迎這項立法，因為它「反映了尊重學生人權與學生對身體自主的精神」；向來積極推動立法的人本基金會也大為振奮，認為這是立法院送給全台學生「最好的新年禮物」。

教育部將「禁止體罰」的立法提高到維護人權和身體自主權的位階，彷彿這又進一步體現了阿扁總統「人權立國」的承諾，青年學子從此可以脫離體制暴力的陰影。然則，教育體制做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學校和學生之間的「特別權力關係」，是否因為禁止體罰就有了根本的改變？體罰就是體制暴力的全部嗎？當人本基金會等教改團體將焦點集中於「體罰」問題時，是否反而因此掩蓋了其他隱而不彰的暴力形式？

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早就提醒我們，國家機器的暴力並不僅僅施加在士兵、瘋子和罪犯身上，當它經由學校灌輸給我們思想來認識社會、建設社會時，暴力已經以一種看不見的方式降落再每一個人身上。國家機器並不僅只是官僚機構或軍隊、精神病院、監獄，學校才是國家最忠實的僕人，是「國家魔術」的展示者，每一個人的社會身分、人生命運就這樣隱蔽地、按部就班地製造出來，一種溫順的、屈從的、服務於特定階級的意識形態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複製出來。權力者透過學校強加灌輸的秩序觀以及規格化的思想枷鎖，難道不是一種暴力？

體罰並不是暴力的全部。即使是體罰本身，遊說禁止體罰的教改團體可能也未發現其更深沉的意義。根據人本基金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台灣有超過90%的中小學依然有體罰或羞辱學生的行為存在。然而，這項調查並未能指出，究竟是哪一類學生是經常被體罰或羞辱的對象。直到前不久，有學生因遲交註冊費而被懲處，學生家長甚至連坐受刑，遭受罰寫的羞辱。從就學的經驗中，我們不得不認識到一個基本的事實：校園中的體罰責罵，其對象常是經濟弱勢家庭的子女。

不可否認，許多中小學依然以「分班」制度來辨識學生的「好、壞」，資優者在前段班（好班），成績低劣者在後段班（壞班）。後者俗稱「放牛班」，從小就被認定拿鋤頭榔頭的機會比拿筆多。分班加上體罰，我們的教育無形中成為「階級複製」的機器。家長社會地位較高，家庭環境較優渥的學生，由於有較理想的讀書環境，他們在資優班或前段班永遠佔有偏高的比率，在教育資源的配置上，他們也因而取得優先分配權。一個人的社會身分﹑人生命運往往是在學校中就已被粗暴地做了分類。依附於體罰的﹐其實就是一個隱藏的暴力篩選機制。那麼﹐在禁止體罰時﹐我們是否也該設法禁止這樣的暴力機制﹖

這是一個人口異象的台灣，生育率年年降低，低至去年的1.18人，勇奪世界倒數第一，其中外籍配偶出生子女佔新生兒的13.25％；另一方面，受雇員工退休年齡則年年提前，前進至去年54.9歲，適與富裕國家的OECD平均工作年限愈來愈延長，乃至日、韓延為69.70歲的趨勢相反，與此同時，官方統計的失業率則倍蓰於十年前。

這幅景象表明，台灣人不生台灣人，也不用活著的台灣人，一句話，台灣人不愛台灣人。

面對台灣人不愛台灣人的事實，謝長廷內閣無力改變，宣稱擬在移民法修正案中，新增「投資移民」，並將既有的高科技人才來台辦法，擴大為高級專業人才，也就是說，不惜進一步浸蝕民進黨喃喃不已的「台灣人主體性」，為的是吸收高階專才，及具有高消費力的富人，儘管來人是五色人種，稀釋了台灣人的純正血液。

原來，鼓動種族主義起家的民進黨政府其實是口說而心違，終歸以資本為優先，畢竟排外、內婚不能當飯吃，卻迎來了異種的資產階級共治台灣。

原來奉行「移出從寬、移入從嚴」為原則的「入出國及移民法」，自民88年5月21日施行迄今一驀然發現，很多有錢、有辦法的中上人家移出了，移入者絕多係來自大陸與南洋的婚姻移民和勞工，這種低檔人口不但紊亂血系，造成人口素質低落，並導致內需不足，民間消費未能激勵經濟成長。

有鑑於此，行政院長謝長廷提出突破性構想，特設「投資移民」的名目，仿效美、加、澳、紐等國之所為，並且將原可引進的高科技人才，擴大為高級專業的白領人才。可以說，這完全符合全球化的時勢，同時，也將台灣轉為移民社會，台灣不再是台灣，賦予多元、又動態的面貌，不只與各國競爭經濟的生產力，也競爭生活的吸引力，因為高階人士來台居留，無論身懷知識資本或者就是資本，無不講究此間的「宜居性」，涉及政治安定、治安良好、環境優美等考慮。

準此以觀，如果台灣不全面向上提升的話，以目前亂糟糟的局面，即便修法招徠移民，只怕沒人來，倘有人來，一定是不嫌此間亂糟糟的不甚高尚人士：如落後國家的富戶、大陸貪官污吏。原欲換血、優化人口結構的移民政策恐怕會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