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幣兌美元匯價於上週再創歷史新高之際，美國財政部長史諾透露，已經接獲中國當局確認將放寬人民幣兌美元的波幅，他還強調，如果中方只說不做，後果將反映在美財政部4月15日向國會提交貿易夥伴是否操縱貨幣的政策報告中。

事實上，中國在去年所實行的匯率體制變革，是從緊盯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轉為實施盯住一籃子貨幣的管理式浮動匯率制，此與80年代末面臨美國要求新台幣升值壓力下的台灣有雷同之處。堅持匯率政策是國家主權範疇的中國，雖然比當年奉國際規範為圭臬的台灣多了一點政治上的自主形象，但是面臨轉軌為浮動匯率制後，內有國際熱錢流入的助升壓力，外要面對美國國會興起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壓力，能有多少自主的空間，令人懷疑。

回顧70年代初石油危機爆發之後，先進國家內部出現了「滯脹」危機，為了避免產業蕭條、失業惡化，在利益團體影響下，採取政治手段限制進口並保護本國產業，「新貿易保護主義」形成了發達國家70至80年代的主旋律；同一年代，卻也是先進國家開始嚴厲要求發展中國家履行「公平自由貿易」的時刻，尤其是擁有鉅額貿易順差的東亞日本以及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而事實上，美國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正是催化東亞國家自由化進程的主要力量。

1988年8月，美國雷根總統簽署了「1988年綜合貿易及競爭力法案」，該法特別訂定匯率談判條款，美國財政部依據該法，10月便對國會提出「國際經濟及匯率政策」報告，認定當時屬四小龍成員的台灣及韓國的央行有操縱匯率的情事，並將於6個月（1989年4月）後再提追蹤報告。次年3月，台灣中央銀行副總裁與美方代表在夏威夷進行匯率談判，雙方約定保密不公開，隨後央行即於3月底宣佈4月起外匯操作方式將作重大變革，廢止從1981年開始實施的新台幣對美元加權平均中心匯率制度，取消美日交易匯率變動2.25％的漲跌幅限制，取消銀行與顧客對3萬美元以上的大額交易採議價方式的規定，實現了更大自由幅度的浮動匯率制。

史諾對人民幣問題的警告看來是重覆了過去的操作手法，甚至沒有什麼新意，令人慨然的是東亞經濟體對美國高度依賴的現實迄今仍未改變，所謂自主終究只能是一種政治表演，中國勢必如同日本與台灣一般，在人民幣被推升的過程中不斷走向自由化。

近年來，隨著失業率的提升與源自於資方的恫嚇，「競爭力」這一個新被創造的概念一日比一日流行。日前，大力鼓吹「資訊產業競爭力」之部分論者，針對台灣中小學資訊教育發出警告，認為政府若不致力於資訊教育的充實與落實，則勢必危及台灣未來的競爭力與經濟願景。

但首先，按該論述之假設：強化資訊教育，即可提升資訊產業競爭力、實現願景。然而當前名曰高科技的台灣主要產業，在實質上仍然只是扮演著全球資訊產業中，跨國資本的代工業務承包者的角色。換言之，若政府依舊不改以代工產業作為主要產業的思維，自然毋須太多接受過成熟資訊教育的勞動力。故僅透過向政府喊話來「推動資訊教育」，恐怕只能收以莛撞鐘之效。

更何況，即便所謂「資訊產業競爭力」真因資訊教育的改革與貫徹，而提高至有如印度般執全球資訊產業牛耳之地位，實質意義上仍只是資訊業跨國資本的代工者，對跨國資本而言，只要有朝一日另一國的「資訊人才」更加粗廉好用，台灣終將遭其取代。換言之，「經濟穩定成長的願景」亦是誑言一套。

「競爭力」對勞動人民而言永遠是美麗的謊言。若真要說有任何「願景」的實現，恐怕只有在此間煽動受雇者相互競爭而得利的資本才享受得到。

時節步至歲末，若在寒假之初回首過去一年來的杏壇怪事錄，則教育部上個月推出95年度課程暫行綱要時，獨漏資訊課程綱要而導致明年高一學生無資訊課程可供修習一事，絕對算是夠資格上榜的荒唐事。

台灣在國際間素有「資訊王國」雅號，但相對於西方先進國家，台灣的資訊教育規劃之落後與執行不扎實，實在難與「資訊王國」美稱相符。以美國為例，早在1988年，美國高中生修習的大學先修課程，便已具有大學資訊科系第一學年的內容設計。

然而，我國所實行的中小學資訊教育課程，除了內容上幾無實用性可言、每週上課時數極短等先天缺憾外，因為縣市政府或學校無經費提供課程所需條件，而導致課程停擺、學生平白失去接受資訊教育機會的情況，亦在所多有。而在正規資訊教育不足下，學生自然將電腦及相關資訊設備視為逸樂工具而非工作／學習工具，也才為各種惡質的網路次文化提供了孳生環境。

如今人類已進入知識經濟和資訊產業當道的時代。但試問，我們如何能期待台灣能在資訊教育幾乎付之闕如的背景下，發展出足以嶄露頭角的資訊產業競爭力？因此，資訊教育之落實，無論在紙上的規劃方式、教學內容和具體的執行條件等方面，皆不容相關單位予以漠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