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經濟部長、行政院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的孫運璿因病辭世，無論朝野、民間與媒體莫不追憶其功績德行。然則，孫運璿不僅退出政界已久，即便是作為一個政治符號，也早已失去民間的動員魅力，眼前媒體所載的死後追憶恐怕只是最後一波的漣漪而已。

孫運璿算是中華民國遷台以來難得一見的幹才，但論屬性他卻是不折不扣的技術官僚。如果我們為技術官僚的今不如昔而頌讚孫運璿，或許合乎情理，但若將台灣的脫困希望寓寄於「孫運璿第二」或「更多的孫運璿」等技術官僚身上，則不免失之天真。古典社會理論家韋伯就強調，技術官僚雖然是現代政治機器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任何重大的政治決定卻不能委諸於這群幹練官僚之手。韋伯這麼說，並非是對技術官僚的專業能力不信任，而是恰好相反，正是因為技術官僚的效率幹練侷限了他們的眼界，故不該將政治領導的重任交付給他們。對於這樣的提醒，孫運璿適用，李國鼎亦然。

在孫運璿擔任公職的顛峰時期，正是台灣黨外運動初出苗頭，但也是慘遭多次鎮壓的年代，孫運璿之所以能幸運地從這些惱人的問題脫身，而能放手一搏成就他心目中的「工作目標」，也多拜其技術官僚身份所賜。在這個時期，孫運璿的正當性並不來自於民眾的正當性認可，而是威權領袖的信任與授權。解嚴之後，孫運璿退出政治舞台，不只是因為個人的健康問題，更大原因也是這種背景的人物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時不我予，就像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也曾找來素有好評的技術官僚王昭明擔任行政院秘書長，但卻已經無用武之地。

也因此，國人無須過份誇張孫運璿的功績。持平而論，懷念孫運璿的積極意義只能對照於台灣從199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失敗經驗，但其積極性也僅止於此，畢竟要克服台灣民主化的病態只能訴諸於公共參與的擴大，並且讓政治目標徹底受社會公義價值所駕馭，而非僅僅寄望一人，甚至回復到一個最少政治干擾的環境。讓我們與孫運璿時代告別，並勇於面對當前的民主挑戰。

自從馬英九提倡終極統一論之後，在國內政壇引起餘波蕩漾，但何以不見美國對待陳水扁的廢統論的大加撻伐？

並非美國希望兩岸統一，以小布希和共和黨的立場而言，在伊朗問題上希望爭取中共的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基本上是違反聯合國的決議所發動的一場硬戰。從2003年至今，美國並沒有跳脫伊拉克戰爭的泥沼。且隨著美國經濟的下滑，內部反彈的聲音越來越大。若跟伊朗勢必一戰，就必須爭取盟友的支持。歐洲基本上已經支持美國，剩下就只有中共。

陳水扁在提出廢統論之後，對於美國在爭取中共的支持上是個致命傷，美國也預見陳水扁基於自己的利益，可能越來越難掌控。所以馬英九的終極統一論至少在短期間內可緩和中共與美國在台海間的爭議。固然馬英九有其政治考量，但沒有老大哥的支持，焉能如此放肆？

由此可看到美國統治階級在國際政策上，是短視近利的工具主義。以台灣前陣子的軍購案為例，美國明明知道軍購將觸怒中共、有利於台獨勢力，但為了內部軍火商的利益仍執意執行。現在為了拉攏中共，又對陳水扁圍剿。所以不管統獨、也不管馬英九與陳水扁，都只是美國的「工具」與旗子而已，只是陳、馬都談到統獨要由人民決定，豈不可笑？

林麗姿／教育工作者

台灣已經沒有「外鬥」的本錢。以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的依賴程度，台灣經濟基本上已經處於一個跟中國統一的狀態下。這樣的事實，台灣的統治階級焉能視而不見？若再繼續保持一個跟中共對立的狀態，不僅會引來台灣被國際封殺的局面；更可怕的是，若中共對台灣進行經濟上的封殺，台灣能夠撐得住嗎？

且台灣外鬥的結果，就是引發台灣的內鬥。首先是統獨間的對立矛盾，挑撥族群分化；再來就是因為要擴充軍備所引起的預算赤字，勢必會使台灣階級問題更行惡化。且以民主的價值而言，台商也是台灣人民的一份子，可是在「外鬥」的過程裡面勢必把台商給犧牲掉，這對台灣的人權也是一種傷害。種種狀況勢必會使台灣向下沈淪。

所以馬主席的終極統一論，就整體而言，是對台灣有利的。首先兩岸經貿的正常化，更可以增加經濟效率；台灣也可以將軍事支出用於社會福利，改善社會問題、照顧弱勢族群等。此等只會使台灣向上提升。

兩岸因為冷戰的錯誤，已經惡性競爭有50年之久，這對台灣人民的利益損傷何其大。而台灣在全球化時代，實在已無本錢再玩你死我活的「大逃殺」，只有統一，才能和平相處、互利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