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代表署日昨在對中國貿易政策檢討報告中指出，針對美中貿易嚴重失衡現象，布希政府要竭盡「一切辦法」來促使中國取消對美國產品的貿易障礙，也秘密評估如果將中國列為綜合貿易法中的「操縱匯率國」，對於投資人將會有何影響。

種種跡象顯示，美中之間的貿易失衡已經接近於攤牌的階段。近期香港文匯報報導，大陸已經準備開放企業及個人進行境外投資的用匯額度，還將配合有關部門設立「走出去」發展基金，重點扶持國家鼓勵類企業「走出去」。總而言之，為了緩解因為龐大順差所帶來的鉅額外匯存底，除了嚴防國內因資金氾濫導致經濟過熱之外，也要讓資金有去處，重點就是鼓勵對外投資。

中國的困境在於，即便中國有龐大的市場及腹地，卻脫離不了戰後以來東亞出口型經濟的宿命。歷經70年代史密森協定後及80年代廣場協定後日圓大幅升值，日本解除了外匯管制，讓資金外流，成為對外投資大國。台灣在1986到1987年間新台幣被迫升值幅度達50%以上，此後台灣解除外匯管制，配合開放赴大陸探親，資金開始流向東南亞及中國。

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後，由於東南亞無一倖免，人民幣不貶值策略發揮了穩定的效果，亞洲包括全世界的資金更大量湧向中國，造就了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蹟」。戰後迄今，「奇蹟」從日本而東亞四小龍而中國不斷複製，而且路逕相當類似。

今天中國的問題之所以特別突出，在於它的確承擔了所有亞洲國家在被迫升值以後出走的出口產業所生產的份額，故而數字特別驚人，與美國的矛盾更突出；其次，荒謬的是，美國當年之要日本和四小龍升值的理由是為了要平衡貿易收支，改善失衡狀態，而結局卻完全相反，如今世界經濟失衡狀態比80年代要更擴大數倍，美國的貿易逆差數字從80年代的一千多億擴大到如今的4千多億；世界的一端拚命消費，另一端卻拚命生產；窮國補貼富國的規模更大，製造的貧富差距更嚴重，而這最終的矛盾正集中在中國。

當年東亞國家被迫升值之時，內部條件與中國的差距，在於內部貧富差距小、沒有外債矛盾，容易處理。儘管如此，日本和台灣慘遭泡沫經濟侵襲，之後一個經歷長達十數年的通貨緊縮，另一個則陷在產業空洞化及面對與大陸經濟整合而衍生的政治糾葛中，而中國的問題在於貧富差距太大、體制轉型緩慢，儘管沿海已經有急迫的轉型及升級壓力，廣袤的內陸多數還是嗷嗷待哺的待發展區域，在這種局面下，中國除了把外匯存底拿來幫銀行打消呆帳好奉送給外資，鼓勵資金「走出去」再擴大原來就有的資金外逃規模之外，最急迫的貧富差距問題反而看起來不動如山，這不但將是中國最嚴重的問題，也將是世界不穩定的來源。

孫運璿的去世，彷彿象徵了一個台灣經濟奇蹟的消逝，這是包括政府與一般媒體的觀點，但奇蹟真的是「奇蹟」嗎？

奇蹟也者，就是指能超越正常的運作規律，有所突破。台灣的經濟奇蹟不過是在資本主義的運作規律下的產物，跨國壟斷資產階級之所以會選擇台灣，是因為在70年代，拉丁美洲與非洲的反帝運動風起雲湧，跨國壟斷資產階級在面臨強烈反彈時，只有選擇在反共前線的台灣與南韓進行投資，所以台灣的經濟奇蹟，與其說是台灣人執政的努力、或所謂技術官僚的執政優越所致，倒不如說是跨國壟斷資產階級不得已的選擇。

而這些技術官僚，可說是「跨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台灣此時的所有公共建設，也都是為此服務。可是為了服務這些跨國資產階級，台灣也累積了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譬如說台灣的環保問題有很大部份就是為了因應這些跨國壟斷資產階級「污染輸出」的決策；而台灣的民營化政策，更是這些技術官僚為了讓跨國壟斷資產階級吞滅台灣市場所制訂的，這還不包括台灣的農業問題、加入WTO的問題。正是在這些技術官僚手中，跨國壟斷資產階級一步步對台灣人民進行蠶食鯨吞。台灣今天種種的惡果，都是由這些技術官僚所埋下的，有什麼好「緬懷」呢？

孫運璿猝然地離開人世，讓人惋惜，但要談及以孫運璿為首的技術官僚對台灣有何貢獻，就值得懷疑？

台灣經濟一向是依附於先進國家生產鍊中，從早期的加工出口區、到所謂的「高科技產業」，都是因應台灣便宜的勞動力，先進國家的外資才願意投資。而台灣的技術官僚就是為了迎合外資的意志與需求而產生的。

全球化的時代裡，外資因為有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更便宜的勞動力，台灣反而變成了外資次要考量的地方。而外資的外移所引發的社會震盪，台灣這幾年已經嘗盡了，這些技術官僚就黔驢技窮了。

同樣跟台灣名列「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其高科技產業不僅能夠滿足國內市場、還能夠外銷，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在技術上脫離了依附於先進國家的窘境，發展自主的民族工業，還能夠進行研發創新。

反觀台灣，我們所謂的高科技產業，不過就是在幫外資進行代工而已，如果有台灣資本家要進行技術升級，一方面要卡在權利金的問題、一面也卡在智慧財產權等問題，正因為台灣無法進行技術升級，只能乖乖地接受外資的訂單，也因為外資利用這種上下游的關係，排除了競爭者。此種依附關係，才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正是這些技術官僚所種的惡果，何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