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打著紀念原住民高砂義勇軍名號的「高砂紀念碑」豎立，在台北縣烏來鄉的烏來瀑布公園裡。遊客們訝然發現，這個紀念碑充斥了對日本天皇效忠的字眼與意識，附近並插了多面日本國旗，使人恍若置身於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國內。

不錯，台灣的確有人企圖回復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時代。2月8日紀念碑落成典禮上，台聯黨的精神領袖李登輝出席並作為共同主持人。很清楚，李登輝與台聯黨心底深處效忠日本天皇，遠甚於他們口口聲聲所說的「愛台灣」。效忠天皇是日本推行軍國主義的重要工具。日本軍國主義的橫行使得兩萬多名台灣原住民屈死他鄉，從918事件以來造成數千萬亞洲人民的死亡，為亞洲與世界帶來空前的災難。因此，「高砂紀念碑」的設立以及台聯黨的參與「紀念」，已經不是個人政治信仰的事情，而是侮辱台灣原住民尊嚴、不尊重亞洲人民的問題。

日本並未從侵略戰敗中幡然改悟；相反地，日本軍國主義陰魂從來未散，而且越來越猖狂。企圖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軍事預算；驅逐釣魚台附近台灣漁民；不但未批判二次大戰的侵略戰犯，反而奉祀在日本國家「靖國神社」並由首相親自參拜；種種事件說明日本軍國主義是何等公開地活動，這對包括台灣原住民在內的亞洲人民，是何等危險的警訊！在這樣的背景下，站在日本軍國主義立場來豎立「高砂紀念碑」，其所產生的作用還不僅僅在於侮辱尊嚴、歪曲史實的面向，而是鼓勵與助長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

而更令人擔心的是台灣執政黨的態度。面對質詢，行政院新聞局長鄭文燦竟然不曾代表行政院表達對設立這個紀念碑的態度，只是避重就輕地回復說，申請立碑時，蘇貞昌已經不是台北縣長。作為民進黨的第二代精英，在這種大是大非問題上，竟然閃避其詞，只想撇清責任。不僅反映了民進黨的墮落，也顯示日本軍國主義這個陰魂已經威懾了台灣的統治集團。台灣人民要睜亮眼睛啊！

在吵吵嚷嚷的民主化暫告一段落之後，資本主義民主的問題迅速浮上檯面：誰才是這個國家真正的統治者？

混合對阿扁政策取向帶有朝三暮四症候群的反感以及孫運璿的辭世所引發的懷念，一股「重民生、輕政治」、崇尚「技術官僚治國」的情緒開始在社會上發酵。讓我們先談談專家治國。專家治國往往意味著一群擁有專門知識、以國家發展為先，無視個人財富累積的技術文官掌理國政，通過他們來啟動企業以發達國家經濟。但是企業的基礎是什麼？無非是專利、研發與對技術轉移的控制，這對我們市井小民看來，無非是對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控制，這裡頭，就有了權力關係。

食利性格強烈的金融資本無疑是專家治國的絆腳石，是技術至上克服對金錢慾望的主要障礙，因此，過去國民黨政府主張抑制金融的政策不光是對1949年金融秩序混亂恐懼的反射，無疑更體現了專家治國的精神，當前吳辜蔡等不分民股官股的金融財團勢力大幅膨脹，總統官邸墮落成為金融鉅子角力的戰場。這種政府與企業水乳交融的關係與專家治國骨子裡的意識型態實如出一轍，國家不願也不想插手民眾面對財閥壓迫的窘境，台灣已經愈來愈朝向不發達國家看齊。

企業本身是追求利潤的主體，松下幸之助曾謂：不賺錢的企業就是犯罪。不賺錢的企業何以為股東掙利益？何以為員工提供機會？但是追逐利潤的企業，往往會陷入唯利是圖的。這幾年無論是美國的安隆、世界通訊的醜聞，以及台灣博達的葉素菲，都是這種價值觀導向下的結果。

台灣的企業，在這幾年來形象尤其是跌到谷底。先是惡性關廠歇業使得勞工頓失所得來源與安養餘年的憑藉，而赴海外設廠的往往以壓低勞動條件、罔顧工安環保的血汗工廠獲取「競爭力」，成為歐美人權團體砲打的首要對象；生產和消費都在國內的服務業經濟，尤其是銀行業，此時卻發揮殘民以懲的作業能力，將矛頭對準失業纏身而無力還債的升斗小民，因卡債因素全家燒炭自殺迄今已有7起，前些時日落網的華南銀行搶劫大盜落網後自承是因華南銀行「催債太急」而激起盜心。無論是「自殘」或是「殘他」，都是人吃人社會下極度醜陋的表現，金融合併、媒體合併等等企業大型合併，只會造成財富劇烈的再分配，無助於社會整體福利的提升。

企業犯不犯罪與賺不賺錢關係實在不大，企業成長的歷史往往就是一部遠勝《教父》、比擬《紐約黑幫》的犯罪史，信為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