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於混頓政治糾葛中的台灣社會，對於近來溘然長逝的財經耆老孫運璿資政給予了極高的追思禮敬。被過多政治口水與虛妄統獨爭議折磨了數年的台灣人，情不自禁的懷念起過去沒有太多爭議的強人政治年代，那個時候一切都是光明而富建設性，「要拚才會贏」的台灣人生活哲學被徹底發揮在經濟發展上。90年代之後開始的民主摧毀了這一切，2000年之後的政黨輪替更進一步撕裂了這個島嶼，所以在某些主流輿論上跳過了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直接訴求了蔣經國時代的榮耀與艱苦卓絕，並且對於馬英九賦予了蔣氏傳人的想像。

但是那個時代果真無懈可擊？國科會日昨公佈了孫運璿時代最引以為傲、催化台灣產業升級的重大建設──新竹科學園區，去年全年營業額衰退7%，同時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額高達44%，大陸已經超越美日韓，成為竹科第一大出口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竹科產業急速外移，一種是不耐園區內部繁瑣的行政程序而移至區外，另一種則是因成本考量而加速撤往大陸，尤以後者佔大宗。

其次則是南科與中科崛起蠶食竹科的吸引力。竹科是成就台灣資訊電子產業成為全球代工翹楚的首位功臣，過去以各種水、電及租稅優惠補貼，快速通關的一元化措施及環保土地等不計成本的投入，讓全社會資源集中於此，也讓週邊住民屢有園區是「租界區」的慨嘆。

對台灣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而言，只有與週邊國家競相進行租稅競賽才可能保有產業的發展空間，而台灣的依附性發展，也注定只有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才能留住資本。那個年代的主政者深知台灣的不足與特長，順勢成就台灣輝煌的過去。但是當全球化大軍襲來，中國崛起，亞太整合蔚然成風，如今台灣面對的更多是過去主政者遺留下來懸而未決的難題──以代工為主的產業奇蹟在利用完最後的剩餘價值之後，毫不留情的連根拔起，繼續前往下一個成本低廉之地征戰，在成就個別產業升級的同時意謂著全社會的產業空洞化。過去以製造為主的出口導向思維截至目前為止仍然主宰全社會，它所繁衍的人力資源與意識型態造成整個社會轉型的困境：包括缺乏擘劃長期願景的思考能力、只有模仿的形式創新而沒有自主的文化創新能力；它所強調的快速反應與彈性化生產更形塑了台灣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功利導向與短期成王敗寇的價值判準，南科與中科如今也只不過是新一代主政者無法突破舊思維、而只作形式上的資源搬移以順遂其豢養政治勢力的動機。

正是因為如今的世代無法突破那個年代所遺留的桎梏，所以那個年代才以一種詭譎的形式牽動了人心。

從文言文教材比例到對台灣文學的定義，教育部長杜正勝與詩人余光中的爭論持續延燒。乍看之下，兩人的爭論在意氣之爭外還包含著對語文教育及創作目的的意義之辨。但若仔細深究，則未必如一般想像那般意義深遠。

倘若世界上確實存在著「台灣文學」這麼一個文藝作品的分類項目，其在內容上必定有著區別它與其它文學類別的關鍵差異。但是，舉凡楊逵、賴和、呂赫若、吳濁流等公認的台灣前輩作家，其作品內容與背後的創作動力，無不來自於揭露人民的社會生活、批判來自統治者或帝國主義對人民的壓迫。

然而，綜觀近代世界史，不難發現任何一個因社會壓迫而使人民蒙受苦難的角落，都流行著異曲而同工的文學作品———狄更斯以《雙城記》描繪農民和下層人民面臨的壓迫與困苦生活；俄國作家高爾基以《母親》歌頌工人革命；中國的魯迅更留下了不勝枚舉的類似作品———相較於世界，這些台灣前輩作家的作品有何足以「自成一類」的特殊性？

因此嚴格說來，台灣向來不存在著所謂的「台灣文學」；若有，也只是台灣國族主義者斷章取義的分類結果。因此，余、杜兩人的爭論，無論是爭論形式上的文言文教材比例，或是環繞著台灣文學的定義，對人民而言都只是一場無意義的爭論。

由於教育部試圖將文言文教材比率由65%降至45%，因而引發著名詩人余光中與教育部長杜正勝的一番爭論。但這個話題近日卻隨著杜正勝暗指余光中「沒讀過台灣文學」一番話，而使爭論焦點轉移到雙方對「台灣文學」的界定標準上。

以台灣人民的身份來看，「台灣文學」之所以有別於「中國文學」、之所以成為足以代表台灣風土民情的在地文學，最具意義的區辨標準並不在於作者是否為台灣人，亦非文體或行文語境之別，而在於：是否以台灣價值、台灣意識作為基本立足點，以這片土地的社會百態乃至於各種鄉土情感作為書寫主體。

「台灣文學」此一概念流行已久，但無論學界或文壇，至今仍對「台灣文學」缺乏具公信力的定義。也因此，余光中與杜正勝兩人的交戰雖看似熱烈，實則只在「白話文或文言文」這個寫作形式問題上打轉，從未進入問題關鍵：究竟選入教材的文章，其內容是否能符合「台灣文學」在內容與意義上的的判定標準？

因此，與其將力氣花在無意義的形式爭論，杜部長不如順水推舟，透過此次爭議發起學界與文壇的討論，早早確立台灣文學的正統定義，既可得體地處理眼前爭議，兼可為自己、為台灣文學樹立里程碑，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