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我們曾從政治經濟學的面向，討論卡奴氾濫的因素及其社會影響。最近，卡奴的問題越演越烈，媒體報導估計卡奴人數高達70萬，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出現，卡奴很有可能促發的金融風暴也似乎蠢蠢欲動。面對社會與金融雙重風暴的威脅，台灣社會實有必要更深刻了解其問題根源。

首先，卡奴問題的直接原因是太高的循環利率與太低的最低付款額。目前台灣的存款利率不到5％，信用卡的利率多在20％左右，足足超過普通存款利率的4倍以上。這是吃人的暴利。更嚴重是複利。持卡者如果付款金額不到當期卡債的利息額度，則她／他的負債量就會增加 （儘管持卡人繳了一些錢），而且這部分增加的債務下個月銀行就要抽取利息。由於卡債利率高於銀行普通放款的利率，發卡機構多希望卡奴分期付款，而且少付款（發卡銀行規定每月的最低付款額通常都低於應付利息），以便經由高利率榨取暴利。發卡銀行這種「高利率，複利率，太低的最低付款額規定」是導致卡奴「不斷付款，債務卻不斷累增」的元兇。由於發卡銀行並不限制當月付清債務，因此對於信用卡的「高利率，複率，低付款額」的危險代價不但持卡人矇然無知，即使一般社會輿論亦少有人討論此一嚴重漏洞。

其次，卡奴問題觸及一種詭論：「發卡公司並沒有要卡奴少還錢，更沒有要你亂花錢。」彷彿，嚴重的卡債是卡奴自己的責任。這種詭論的根源在於，他們認為持卡人具備所有必要的知識以及足夠的消費克制力。不幸，這兩者對於多數人並不成立。不但如此，所有的商家都卯足全力刺激消費，種種廣告、促銷手段、朋友壓力以及社會風氣，都極力鼓勵人們儘量消費。許多沒有必要，甚至沒有價值的商品，都被包裝成非買不可的必需品。面對這種排山倒海而來的促銷手段，譴責卡奴要自己負責，只是反映譴責者推卸責任的心態。

因此，卡債問題不能完全由卡奴來承擔。這不僅由於現實的考慮，同時也基於真正責任的歸屬。刺激消費是維持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運作下去的必要手段。這個為了成全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制度、卻要由個人來承擔後果的卡奴問題，其實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的欺騙本質。探討卡奴問題如果忽略這個層面，是沒有觸及核心的隔靴搔癢。

上週，社運人士帶了幾名「卡奴」告官，控告金管會主委龔照勝與銀行局長曾國烈督管銀行不周，觸犯刑法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令人擊掌叫好！在資產階級法權下，欠錢還錢本就是視為理所當然，但在消費者運動的端正視聽下，金融商品一樣也是商品，當它與其它的商品一樣會對人體生理與心理產生傷害的時候，為什麼不能告官，甚至，直接控告各銀行「業務過失」、「不當得利」？

無論是告官府，還是訟銀行，不容迴避的問題是，龔、曾兩位主管官員，甚至前財政部長林全在內，為何核准了銀行可以辦理「吃人夠夠」、到現在看來儼然是「玩火自焚」的各式消金業務？的確，如同馬克思所言：「法的關係……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人類精神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根源於物質生產關係。」今天，國家與金融資本家已經形成了一種更緊密的政商聯盟，較之於過去為人詬病的地方派系，金融資本對民眾生活的影響面更形巨大。

「卡奴」現象只是其一，然見微知著，掌握國家經濟血脈的銀行出現營運不善，後果必然由社會整體承擔，而「二次金改」的願景卻是3到5家金控壟斷化的經營，加上交叉持股，一旦風暴再起，恐怕落個「各階級同歸於盡」的下場，絕非危言聳聽！

卡奴告官，是自救，也是一個反思的時刻，究竟「慾望」在我們身上刻下了什麼樣的軌跡，讓人們能刷完一張又一張，欲罷不能？

傅柯認為而權力依附於個人身上，行使權力的個人由權力通過規訓人類的肉體與慾望建構出來，個人不是權力的主人而是權力的結果，權力通過它建構的個人而運作，簡言之，人的身體是權力的競逐場，卡奴的身體是銀行利益、個人慾望與民不聊生各種力量的集合體，既體驗到權力的支配，又實行著權力。然而，流動的權力最終確証了一件事，在人間痛苦異常的卡奴，往往透過自己的雙手升起炭火，成為遊蕩於陰曹地府的「卡魂」，解脫自己的生命，了結一切陽世的債務。

自殺與其說是解脫，不如說是最強烈的控訴。社會並非如傅柯所言是由不可預測的權力關係所組成，而成為任意發展的無規則的社會；恰恰相反，當衰頹的生產力與相應的消費力支撐不了金融大廈的同時，金融大廈的食利性格變得更為嗜血，啃食將近70萬的卡奴之餘，也啃食著自己的根基，台新銀行宣布提列近2百億元雙卡呆帳準備恐非「利空出盡」，業界估計今年銀行界至少要再打呆一千億到1千5百億元，RTC之後竟然還必須迎接「超級打呆年」，只是這回，可不許政府再動用民眾一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