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許文泰（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博士生）
我非常佩服馬英九。他展現了一個其他泛藍政治人物沒有的氣度與視野。他讓國民黨機器運作一些二二八的活動，不再只訴諸寬容，而更直接去面對一些歷史資料。過去我很厭惡國民黨或其他泛藍政治人物在不了解什麼是什麼以前，就要求人家寬恕的行徑。但是馬英九，是第一個國民黨的掌權人直接面對這件事。（喔，李登輝應該是第一個，不過我想馬英九有另一種「第一個」的意義）。根據中時電子報今年2月22日的新聞（http://tw.news.yahoo.com/060222/19/2vkht.html），馬英九把二二八事件定調成「官逼民反」，把二二八事件的的核心，指向官民關係。我雖然欣賞馬英九與國民黨能正面積極地面對二二八的過去，但是我要說明，官逼民反不是二二八事件的重點。
二二八當然有可能被符號化成為劃分族群與製造對立的工具。想得「稍微」深一點的人，開始見怪那些簡單二分事情的人們。他們見怪那些把當時的台灣臨時政府等同國民黨，那些把外省人等同國民黨的人。可是我們要再想深一點，這些符號化、邪惡化外省人的人，難道真的出於什麼邪惡的動機嗎？難道，他們就不願深入去細分當時的政府、國民黨與外省人這些概念的區別嗎？一個優秀有為的外省青年要娶我的女兒？為什麼我當時要極力地反對？我與這個外省青年無冤無仇，而我就這麼甘心簡化這個人、連結這個人與他的「群體」，卻不顧我女兒的幸福？
兩百年前，講同種語言，僅僅是腔調不同的漳州人與泉州人，在台灣可以從一個街上兩個人的鬥毆，在數日之內，演化成全島西岸的漳泉械鬥。這個跟二二八之後，全島對外省人的鬥毆，有什麼不一樣？我看是一樣的。但是在1947年，漳泉械鬥已經不再可能，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東西。鬥爭的基礎已經不存在了，區分漳泉變成沒有意義的事情。大家可能記得祖先是哪裡來的。但是，關於通婚，在1947年，不會有家長因為兒女的對象是講不同腔調的話而反對。很多與戰後台灣有關的史料與研究，都明確指出台灣人與外省人的隔閡，不只是官與民的隔閡。所謂「隔閡」，是說講不同語言，生活習慣有些差異，看不順眼。但是，這樣又怎樣呢？現在台北不是也有很多外國人嗎？大家生活好像平行線，他們的存在並不對一般在台北生活的人產生影響。但是，那時候來台灣的外省人，卻產生很大的影響。
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 「反廢除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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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陳情訴求：
維持國立中山大學 藝術管理研究所 原名
二、 校方學術與行政疏失：
劇藝系與藝管所合併後，將「藝術管理研究所」改名為：「劇場與藝術管理學系」、「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班藝管組」或「劇場藝術學系所」，不合理之處在於：
1. 大學部成立研究所必須通過教育部申請，在未充分規劃「劇場暨藝術管理學系」之發展方向的同時，強搭合併「藝術管理研究所」之便車。
2. 藝術管理研究所的發展方向是多元的，包括劇場、音樂、舞蹈等藝術領域，在校方所提的「劇場與藝術管理學系」規劃下，反而窄化了藝術管理的發展。
三、 學生心聲：
去年暑假期間學校一只公文發至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簡稱藝管所），至9月開學時藝管所所長竟已換成一位毫無藝術管理背景的人了！今年新的學期才剛開始，近期由文學院王院長、藝管所代理邱所長與部分校內、校外專家共同參與的「系所合併之校外諮詢委員會」中決議：藝管所要被取消，2006年9月招收的藝管所將是最後一屆。面對這樣突然的消息，當初懷抱著熱愛藝文、期望投入台灣藝術管理領域而報考中山藝管所的學生，情何以堪？
藝管所五年來的累積在一夕毀去，過去為高雄市文化局所執行過的所有專案、國科會、國藝會的研究案，為促進國內藝術行政發展而辦理的研討會與與研習營，學生參予國外與國內藝術節與藝術單位實習的努力，竟被輕易抹煞！
高雄市正值發展藝文事業、塑造城市形象之際，身為南部學術指標之一，並獲得教育部補助六億經費的國立中山大學竟以「經費不足」、「教育部沒給藝管所經費」作為忽視藝文的理由。龍應台說：「文化是百年大計」，「教育」更是百年大計！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去年(2005年)提出增設「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碩博士班」獲教育部准許，目前正辦理招生，反觀中山大學卻踏上回頭路？
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全體學生痛心地盼望校方可以認真看待這次事件，也企盼教育部能嚴格監督把關，讓藝術與人文不會永遠淪落為附庸風雅的學術末流，謝謝！
（詳情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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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影響，是佔據日本人走後的資源。如果說，日本人是官、台灣人是民，那麼當日本人走了以後，事實上變成外省人是官、台灣人還是民。這種官民的區分跟族群的區分高度相關在當時是個事實。對於日本人獨佔大量資源長期不滿的台灣人，並沒有辦法把對於光復的美麗想像，跟這種官民─族群結構很輕鬆的放在一起。台灣人被當時來台的某些官員看成是某種程度上的日本人。這種隔閡，很顯然，不是台灣人主動去隔開外省人，而是互相的。而這種官民關係之下，實際上製造出了大量的失業以及惡性通貨膨脹。過去是日本人的企業，不論是公的或私的，在戰後全都變成政府的。成了公營企業，卻胡亂經營一通，產量銳減，造成了失業率上升。（最顯著的例子是台糖公司在戰後的成立）。政府財政浮濫，利用貨幣發行融通，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如果我們說很多事情，是戰後環境不好，卻不容易說人治的因素沒有惡化時局。
官逼民反的說法，如果只是說這個臨時政府無能腐敗的話，是淡化了二二八事件。一個腐敗的政府引發人民暴動對抗政府的事情，世界上到處都有。2001年阿根廷就發生一次。可是當時的阿根廷人並沒有針對哪一種族群進行鬥毆。外省人被二二八事件時被鬥毆實在是一種發展成熟的新族群界線（只有短短一年半的時間，1945年八月到1947年二月）的結果。這種結果的產生，主要的原因是來台外省人互通氣息、壟斷公家資源、並豪奪日本人留下的私營資源。當然，不是所有來台的外省人都參與了這個龐大的掠奪行動，可是，對於當時生活困頓的台灣人來說，怎麼有辦法理智地去細分這些人，又何況根本就難以溝通。分類與簡化，是人類社會認識自身的必然。雖然很不幸，但這是個事實。
資源鬥爭劃分人群之後，接下來的符號化、妖魔化與歧視來製造仇恨來宣洩心裡不滿或者凝聚更大的鬥爭意識，成為了難以避免的事情。這種人群的劃分，不僅僅是當時島內的，可以說在中國也是。中國與日本打了八年，血海深仇。要接收台灣的時候，不免要疑懼，究竟台灣人是不是變成了日本人？蔣介石派兵來鎮壓就當時的情境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是，屠殺呢？為什麼會有屠殺？這個發生在三月八日之後的事情，在我看來才是二二八事件的核心，而不是官逼民反。無能腐敗的政府並不稀奇，但是屠殺，才是真正震撼人心，與戰爭一樣製造血海深仇的東西。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當時來台鎮壓的官兵會採取屠殺的手段，並且積極地揪出有參與事件的人，有計畫地消滅愛想事情會講話的人。這種手段，似乎就是把台灣人看成敵人或威脅。也許國民黨當時處境艱難，被共產黨逼瘋了，對於這個邊陲小島的刁民十分不耐。也許是為了豎立政府統治的權威。也許是對於日本人的疑懼仇恨尤新。真正重要的是，這種派兵與屠殺的行為，不就也是再次體現這種族群界線嗎？其不信任台灣人，其實與台灣人在一年半的統治之下，對形成統治階層的外省人的不信任一樣。這種不信任，這種群體的分野，除非資源鬥爭的基礎不見了，溝通成本降低了，否則會一直存在。
國民黨剛撤退到台灣的時候，也許很後悔當時殺了太多人，對於他在島嶼上的統治基礎形成挑戰。有點諷刺地，在高壓統治下的經濟成長之後，國民黨終於開拓出了一個穩固的統治基礎。一方面，高壓讓人們即使不滿也必須接受現狀。另一方面，經濟成長，讓在公部門沒有資源可享的台灣人有豐衣足食的空間。國語在新一代的普及，消弭了溝通上的障礙。而國民黨政府在1980年之後的改革，也漸漸消弭了族群對立的基礎。說實在，雖然現在的年輕人對歷史無知，但是即使他們瞭解歷史，在他們的生活中，這種本省外省的區分也已失去意義。生活的融合是個事實，最重要的是：現在的社會已非當初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依循著這種「本省外省」的人際界線的時代。
族群的分野是不斷演化的。把族群擬人化，並不可能真實地賦予這個族群一個生命。現在的年輕人可以為了讀了一個二二八的故事而慷慨激昂，但是他不會為了這個就跟他的外省家庭出身的女友分手。台灣民主化之後，外省人在政治上的獨佔已經成為過去。即使國民黨也明白，像是王金平這樣政治人物對於這個黨的政治生存的重要性。雖然藍與綠的政治口角，還是免不了跟外省本省這種區分有一種統計上的正相關。但好像你對台灣的前途的看法的劃分，取而代之成了一種新的比較重要的分界。而這種新的劃分，我認為還算是健康的。就好比在美國爭議墮胎權利的問題，這種政治爭議與人的可辨特徵無關。（在漳泉與本省外省的例子裡，語言是可辨的特徵）。而且這種劃分，也只是短期在選舉時發燒而已。
二二八不只是官逼民反。我不願意簡單用一句話總結什麼是二二八。但是，如果我們能從二二八學得什麼，我想首先我們應該學會怎麼來面對二二八。兩個主要政黨的態度尤其關鍵。政府概括承受過去的過錯，對受難者家屬的賠償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不贊成清算責任的研究。這滿足一些人對於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會帶來新的問題。我希望學者們一直去挖資料，從不同角度看問題，但是把道德判斷留給讀者。國民黨不再鴕鳥，不再只是要人家寬恕，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只是，馬英九跟一些媒體，卻把二二八總結成官逼民反。我要呼籲，如果這就是所謂進一步的理解和反省，還是太淺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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