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卿利用立委特權質詢海關盡職小職員，再度讓老百姓見識民進黨公職人員的特權心態。老實說，自從政黨輪替之後，民進黨的特權橫行貪污腐化的事件，已經層出不窮。杜文卿事件不令人意外，但還是可以作為人們了解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本質的事例。

民意代表享有特權其實並非新聞。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前身：英國的議會政治，就是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為了爭奪一己權力而發展出來的。早期英國的議會選舉並非普選，只有擁有一定資產者才有投票權。候選人擺明就是要爭取布爾喬亞階級的權益，甚至是個人的利益。因此，當代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制度，本來就是要爭取資產階級的特別權利。只是為了打敗政敵、討好選民，才出現普選投票制度。但是本質上，在資本主義環境下的選舉，多是為了角逐政治權利與經濟利益。民意代表享受特權，原本就是選舉的初衷。

其實，個人的特權只是小兒科。真正的特權，還在於龐大政府預算的分配權力，以及相應的國家決策權力。高鐵、高捷、ETC等等弊案，其涉及的金額，絕對不是區區海關利用特權走私香菸所可比擬的；而陳水扁以一己之私，利用民粹推動更改憲政，其玩弄特權，更不是杜文卿立委羞辱海關基層人員所可相比。然而，「竊國者侯、竊鉤者誅」，資本主義台灣統治集團的種種貪污弄權，絕不僅限於杜文卿的個案。我們要聲明絕無意為杜文卿與民進黨開罪，杜文卿與民進黨的作為，再度證明我們一貫指出的，民進黨所謂的「民主、進步、改革、愛台灣」等等，只是奪權爭利的手段。

我們要指出，杜文卿事件只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必然後果，而且是極少數引起社會關注的後果。更大的盲點還在於把這個事件個案化，忽略了這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被掩蓋的本質偶爾裸露出來的表相而已。

法蘭西民族雖然於二戰時遭納粹鐵蹄所踐踏，但這些年來經濟停滯不前、移民增加，以及法國社會黨、法共與體制的強烈妥協性格之下，法國極右翼大行其道，在左派相對衰頹的情勢下，右派也放足了膽，法國席哈克政府硬拚「新勞動法」，引發這一次高漲的學運，政府至今尚未出現任何讓步的聲浪。

工會會不會繼續支持法國學生，再一次成為歷年大規模社運成敗的關鍵點。新勞動法對26歲以下勞動者的戕害，考驗著法國工會願不願意為這一群未來兩年投入就業市場的勞動力出手，如左派總工會CGT強力推動法國大罷工，造成法國生產活動的停頓，事件或許將出現轉機，群眾力量將獲得暫時的勝利；倘使法國總工會縮手，無疑又坐實了Wright Mills在1960年指稱「工人階級已被收買，革命任務落在全世界的年輕知識分子頭上」的論斷，而缺乏勞動階級參與的社會變革，成功的機率也縮小許多。

倘使法國的情況發生在台灣，社會也會引發類似的爭議嗎？答案恐怕會是否定的。台灣雇主解雇人還需要理由嗎？不給退休金、資遣費又如何呢？經濟內戰時時都在上演，欠缺推動社會進步意識的工會（以及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對此早已麻痺，在勞動立法上一路挨打，遭人踐踏，不是民族性使然，但又豈是一句活該了得？

為對抗政府欲通過戕害青年勞動人權的勞動法修惡案，法國大學生傾巢而出，罷課、佔領校園，從南特到索邦一路烽烽火火，輿論動輒與1968年熱月學運相提並論，高舉昔者為理念而戰，今者為顧飯碗而鬥，貴古諷今意味濃厚。

顧飯碗又有何錯呢，絕大多數的學校畢業生，不都必須成為職場中的雇傭勞動者？所可貴者，法國大學生不甘淪於資本刀俎下隨叫隨去的魚肉命運，扭轉自己未來而發起大罷課行動，早已超脫「工學聯合」的邏輯，而是以產業預備軍的身份發動學運工潮，濃烈的群眾性格，與過去標榜抽象理念的學運相較既實際又直接，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堪稱二戰之後史上頭一遭。

學生對自己未來受僱者身份的關注，確實可以為台灣當前「公民與社會」是否納入學測爭議下一註腳。家長團體指稱加考公民一科將增加學子無數課業壓力，無視公民意識、權利觀念對學子的重要性，無異是放任莘莘學子成為資本主義職場中待宰的羔羊。另一方面，身為教育國家下一代勞動者的教師，必須深知，往後您退休金的一分一毫都來自於下一代勞動階級的付出，你是要服膺統治階級，再生產統治階級意識型態，還是從教育入手，強化下一代公民與勞動意識，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考驗著您們的良心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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