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林為洲的退黨事件，引起各種反應與評論。我們認為最值得深思的是，林為洲在退黨聲明中指出台灣沒有真正的兩黨政治，或政黨政治。林為洲的這一聲明擲地有聲，值得進一步申論。

台灣的兩黨政治或是政黨政治，始自解嚴前後，這個時候也正是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從迅速爬升到開始進入高原期的階段。從1970年代台灣經濟快速發展起，台灣社會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新成立的民進黨雖然打著實施民主政治以及「愛台灣」的口號，但是在巨額社會財富的誘惑下，選舉的獲勝、政權的獲得，都意味著對台灣社會龐大財富的支配力或影響力。於是，在推行民主化的美麗外衣下，許多被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或政府首長發現，選舉勝利的甜美果實竟是操弄龐大的社會資源，更激發了各方敏銳人士熱衷於投入各種選舉活動，形成台灣舉世無匹的「選舉萬歲」怪象。

西方歷史上，今天的民主政治本是資本主義出現後的產物，是新興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權力的一個手段。但是，西方的選舉民主都奠基在以工業生產為基礎的產業資產階級；斯時，社會的財富雖然迅速成長，但是還沒有到達奢華的地步。例如，奠定英國議會民主基礎的光榮革命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的社會財富連小康之家都還談不上，資產階級的參與政權，主要是為了制衡統治者（英國當時由貴族階級掌權）。資產階級當然也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才從政的；然而，他們的手段主要是通過制定更有利的政策與法案以方便於工業發展，而非對於已有的社會財富加以巧取橫奪。

台灣則不然。解嚴時期，社會財富已經到了「台灣錢、淹腳目」的地步。腐朽的投機資產階級出現了，他們與70年代出現的產業資產階級不同：他們透過各種炒作以及政治手段，重新分配（而非創造）社會財富。這個階級的出現，正是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時刻。透過他們熱烈的干政，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民主運動的實質。這是台灣沒有真正政黨政治的根本原因。

以「民族工業」自居的大同公司，即將將台北縣板橋廠的生產工具搬遷到千里以萬的越南進行生產，換言之，大同板橋廠即將關廠，該廠員工於上週四集結到經濟部前要求經濟部檢討傳統產業的發展政策。

然細探工會此舉，無異是緣木求魚。大同林家南向而非西進，正中扁政府下懷，降低「中國磁吸效應」，呼應政府南向政策的訴求，黃營杉喊爽都來不及，只要合乎勞基法、大解法的規定，經濟部、勞委會無事一身清，找官府，恰是找錯對象，尤其是跟政府談「產業政策」。

在全球化下，政府很難單獨發動一套設計好的產業政策要資方「配合」，反倒需要官資雙方協力合作，塑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成為競爭型政府最重要的「產業政策」。包括「促進產業結構變遷」、「人力運用彈性化」、「補貼、稅賦減免」通通都是有利於資本的總體產業政策，然而工會往往會向政府喊話，希望能夠運用補貼、減稅的方式讓企業「根留台灣」，但補貼、減稅的利益是直接落入老闆而非工人口袋裡，還會連帶造成政府財政困窘，直接影響社會福利水平，怎麼看都是飲鴆止渴之舉，非工會自救之道。

變變變，時代正在改變。時序已進入21世紀大資本跨國化時代，台灣工會體制卻仍處在百餘年前以廠場為基本的組織規模的狀態中，的確令人匪夷所思，大同板橋廠關廠的困境，不一定能得到其它同一企業內「友會」的支持，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端，而去年大魯閣中壢廠工會背叛新埔廠工會的歷史，不知是否會再度重演？

不光是落後的廠場工會體制阻礙勞動階級力量的團結，企業工會本身亦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非典型雇用的趨勢將使得工會會員人數直速下落，公司企業組織的調整、分割，各自形成獨立的利潤中心，目的在形塑「核心中有邊陲、邊陲中有核心」的勞動力配置，節省人力成本支出。但在所謂的企業工會體制下，一旦部門獨立出去成立子公司，工會則隨同斷絕關係，無異是自斷手腳，自取滅亡。

處在彈性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工會組織也必須「彈性化」，以因應變換如星的時代變局，突破「企業」的藩籬，擴展到以「職種」、「個人」為團結基礎的組織，才得以達成經濟利益均質化，政策方向明確化的目標。

知易行難，面對日趨向下的勞動環境，廣大的工會幹部，你們會在歷史留下什麼樣的記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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