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內醫界、學界針對自殺防治進行研討，與會人員咸對台灣的高自殺率憂心忡忡，台灣精神醫學會秘書長更指稱，雖然人類自殺不可避免，但相對於其他國家，台灣已經算得上是「高自殺國家」，必須速謀更有效的防治對策。

多年來，自殺一直是十大死因排行榜的常客，以2004年為例，台灣自殺致死者約每日10人，換算起來差不多每兩個半小時就有一人自殺喪命。但實際上，這個自殺數字卻極可能被低估，由於統計分類的緣故，若干實際自殺者也可能被劃歸到包含意外墜落、意外中毒、火及火焰所致意外事故等內容的另一十大死因「事故傷害」裡頭。總而言之，台灣的自殺率不但高，其趨勢更是逐年攀升，自殺問題早已呈燎原之勢。

理解問題的嚴重性是一回事，但要怎麼解決問題則是另一回事。在過去，台灣的解決途徑不外乎是依賴醫療與教育這兩個管道，但事後來看，這兩個管道的功能卻無法繳出令人滿意的成績。箇中原因繁複，但核心癥結恐怕是出在許多防治者始終把自殺防治問題終視為一種個人病理的表現。例如所謂醫療手段，其實就是個人門診，希望透過服藥途徑對個人的自殺動機予以控制；同樣地，台灣的教育機構雖然也開設愈來愈多的生命教育課程，但很遺憾地，多數的生命教育課程卻一直停留在道德八股的宣教層次，除了個人勵志別無其他內容，宛如生死只在一念間，任何情境下所浮現的自殺意念浮現一律視為認知偏差。

如果台灣的自殺防治資源仍一直停留在個人化的解決模式，則自殺防治將和美國的越戰經驗沒兩樣，資源投入愈多，離勝利的希望反而愈遠。台灣精神醫學會秘書長，同時也是台北榮總精神科醫師周元華對外表示，基於醫療資源的稀有性，或許自殺防治應改採重點防治模式，即與其花心思拯救那些具有反覆自殺可能的衝動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倒不如針對高危險群進行預防。這樣的說法雖然不無爭議，但卻承認了既有醫療效果有時而窮；同樣地，教育宣導的侷限也應被拿出來一併反省，教師們拿一套中產階級的「健康」人生觀夸夸而談，根本忽略了人們所存在的不同社會位置與成長經驗，焉能談論防治效果？

台灣的自殺防治已經不再是多一個門診、多開一門生命教育的問題而已，既然生命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過程，故若我們不理解一個愈來愈分化、碎裂以及不平等深化的社會結構其實就是對生命本身的折磨，並且放棄了社會改良的慾望，那麼也等於每一個人放棄了對自己生命的尊重，遑論對他人生命的關心？說到底，自殺防治其實應該是個社會改革計畫。

台灣社會掀起爆料風，各種call-in節目、政論節目，政治人物猛爆內幕，一時之間，朝野陣營都在互揭不可告人的事情。

現今資本主義體制中，真正能參與公共事務的人不多，許多都是勞動人民，工作就已佔據大部分時間，再扣除睡覺時間，許多娛樂產業的荼毒，難以撥出充分的時間理解與涉足公共事務，就算有滿腹的政治理想或意見，也只能在鄉野間流傳，難登國家議會殿堂，形成輿論，所以才會產出一批代議之士。

然而，這些代議之士卻從不正視人民的需求，只顧自身的政治利益而選擇性爆料，進一步說，那些爆料內容就算有其真實性，也只是冰山一角，何不趁機檢視弊案成因，只集中在個人道德層次？而且，因為揭露弊案所形成的輿論也未必是真正的民意，因為這些東西從第一秒鐘起，即由少數人，或民意代表，或媒體人剪裁幾個特定弊案之後，交由中下階層的人民挑選，再回到媒體上運作，一旦輿論塑造成功，便說是民意所趨。就在這種過程中，民意的真正產生者變成被動的消費者，悄悄的被洗腦於無形了。

爆料未必不好，只是用意何在，有利於誰，恐怕我們需要好好斟酌。

爆料天王邱毅頻頻出招，標靶一會瞄準華南金控董座人事弊案，一會直指二次金改的「會前會」，抖出總統府副秘書長馬永成介入其中，搞的府內雞飛狗跳，遮掩不及；當然，長年以鬥爭聞名的民進黨不會坐以待斃，也陸續加入戰局，台灣社會旋即陷入混戰中。

爆料原意是揭弊，揭發出官商勾結和腐敗之事，危害全民與國家利益的不法勾當，茲事體大，不得不嚴肅以待。在先進民主國家，揭弊所起的監督作用可讓國家走上正軌之路，著名的「水門案」即是一例，只是到了台灣完全走樣。君不見，台灣現今已揭發的弊案多如牛毛，可有哪件可以徹查到底？爆料的立委可有持續追蹤直至案情水落石出，還社會一個公道？都沒有！我們只看到立委諸公每天眈溺在媒體政論節目中，利用媒體高談闊論，等到議題熱度稍降，不再能引起注意，即迅速糾舉它案，唯恐失去鎂光燈，無法成為焦點，讓人覺得有嚴重作秀之嫌，令人做噁。

代議政治真義在於人民將政治權力讓渡給民意代表，做不好便換人，可是環視台灣的政客如此作為，豈能背負全民之期待於萬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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