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公開呼籲執政團隊要大聲唱國歌，有輿論解讀為陳總統準備推出「新愛國主義」。然而新愛國主義究竟是愛那一個國———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國？又開始陷入各自表述的泥沼。更進一步言，如果新愛國主義是奠基於短期權力爭奪與政權合法性的論述建構之上，缺乏一個長遠、宏觀乃致使人民感受「偉大情操」的願景鋪陳，則這種新愛國主義跟選舉文宣根本沒什麼兩樣。

民進黨在台灣前途決議文認同中華民國之後，開始建構了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論述，也就是所謂「台灣已是事實上的主權獨立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這次出訪，陳總統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在中華民國的問題上，綠軍與藍軍實在沒有差異；從蔣經國的「革新保台」到李登輝的「命運共同體」，乃至陳水扁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甚至馬英九的「五不五要」，其實也都還維持在中華民國的框架內。

從扁馬會時陳總統與馬英九市長的對話中得知，雙方對中華民國認知的最大歧異在於：泛綠陣營是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政權來相對彰顯中華民國的事實獨立性；而馬英九的中華民國存在則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互不否定的方式來突顯。換言之，如果沒有中國，其實中華民國並沒有問題；只有當中華民國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才出現分歧錯亂以及藍綠對立。

其實，就藍綠之間的中華民國認知歧異來看，也未嘗不可討論對話進而尋求共識。為何遲遲無法對話？問題出在雙方皆以爭奪權力為最高目標，而缺乏泛族群、超越權力的終極價值，以致無法說服對方的群眾。也因此，台灣的問題並非出在缺乏愛國主義，相反的，問題出自以各自認同為基礎的愛國主義太過強悍，缺乏現代化公民社會該有的包容、傾聽與諒解的能力。陳總統作為一個執政者，該帶頭示範的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領導者如何帶領人民學習民主討論與對話，展現執政者的包容與氣度，否則貿然推行所謂新愛國主義，除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之外，實在找不到更高的終極價值。

台中縣市、彰化縣各國中所舉辦的國中資優班考試剛剛落幕，這場「大會考」引來逾兩萬名小六學童在家長陪同下應考，錄取競爭度與報考規模之大不亞於大學聯考。部分學者將此現象視為過去能力分班制度的變形，甚至提出「連真正的資優學生都會因此變笨」的憂慮之聲。對此類憂慮，筆者深感不以為然。　　

這些憂慮之聲在現況下雖看似成立，實則似是而非。眾所皆知，在影響孩子學習能力的諸多因素中，家庭教育———尤其是其家庭在教育上所投入的資源多寡———已是公認的主要因素；而決定孩子「資優」與否的關鍵亦不脫此節。　　

按照該類論者所倡議的「特殊教育法基本精神」，卻是將因機緣或物質環境較佳而造就其學習優勢的孩童，變態地分類為某種「先天的優等人種」，再將原屬於每一位學生的所謂「適性教育」，透過此論述建構為「優等人種所應享之特殊權利」，進一步將問題焦點轉化為「如何爭奪有限的資優教育資源」，掩蓋教育資源被扭曲分配的真相。　　

事實上，就學童人數逐年減少、流浪教師年年增高等當前條件而言，對所有學生全面實施所謂的「適性教育」絕非難事，問題只在於：統治者究竟要把攸關學生學習能力是否健全發展的「適性教育」視為基本受教權的一部分？或是視為某些人才能享有的特權？

據報載，中部3縣市各國中前日舉辦資優班招生考試，招來逾兩萬名國小學童報考。某位學者透過親自走訪調查後發現，在新近增設的國中資優班中，大多數資優班的課程安排與實際教學內容，並未依照學生的特殊學習需求予以設計，而僅針對與升學考試有關的普通課程內容加長上課時數、增加考試測驗次數。

按照我國特殊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資賦優異學生享有接受適性教育的權利。換言之，「資優班」的設置初衷，即是在資優學生較於一般學生更能輕易學會的普通課程之外，以啟發思考、開放討論、協助實作等教學方式，強化資優學生在各方面的學習能力、激發更多的學習潛能。　　

然而，在龐大的升學恐懼感籠罩下，家長唯恐孩子畢業後升學不順、進一步導致畢業後難以尋找出路，因此紛紛不約而同地要求各校新設或將原有的資優班教學內容置換為為升學作準備的「考試加強班」。此現象不僅無異於過去能力分班制度的變形復辟，更將導致資優生原應享有的適性教育權利遭到剝奪！

因此，若真要保障資優生的受教權與適性發展空間，與其只以人數比例作為報請解散的標準，教育部更應藉此機會研擬建立一套能夠篩選真正資優生的有效評鑑標準，而非放任各校以紙筆考試作為唯一的評量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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