獎善罰惡
──社會責任型投資 文.李珊
在「自覺資本主義時代」,企業被期許為行善的主體、道德的實踐者,而股東或投資人則可以運用手中股票「獎善罰惡」。 「社會責任型投資即將興起,」美國趨勢觀察家派翠西亞.奧伯汀在她的新書《2010大趨勢》中預言,未來的投資人在追求經濟獲益的同時,還希望保有自己的價值觀,並且為苦難者盡一份心力。誰能滿足投資者「獲利」與「行善」的雙重目標,誰就將是資本市場的贏家。 台灣投資人還相當陌生的「社會責任型投資」(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或稱「道德投資」概念,近年在歐美十分風行,而且已經形成進入主流市場的架式。 「從1995年到2003年,社會責任型投資成長的速度,比其他所有基金範疇都要快上40%,」派翠西亞信心十足的預估,全美資產已達2.16兆美元的SRI將成大趨勢。 據統計,目前美國金融市場中SRI 基金的資產總值,已佔基金總資產值的13%。90年代後期,英國金融市場不斷推出新的「道德基金」,澳州、德國的同類型基金也都有大幅成長,尤其是擁有龐大資金的法人機構加入市場,使得社會責任型投資愈加看好。 什麼是社會責任型投資?根據「亞洲可持續發展投資協會」的解釋,SRI投資者評估投資對象時,以「企業社會責任」做為投資標的的篩選原則:首先剔除涉入菸草、酒精、色情、賭博、軍火等領域的企業,再考慮個別公司對環境及社會的影響。因此,破壞環境、漠視人權、剝削勞工、欺瞞消費者、濫用動物測試等企業,是絕對不會入選的。 清教徒的產物? 其實SRI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出現,原來的宗旨在避免投資「與戰爭有關」的企業,但經過多年發展,始終被主流市場認為是不了解商業的清教徒或過氣的嬉皮世代的產物。後來之所以在90年代逐漸崛起,是經過美國投資人艾美.多米妮等一群「相信投資人的良知可以改變企業行為」的鬥士長年不死心的推廣後,才結出的花朵。 早年在投資公司任職的多米妮有一天忽然覺悟,為何要鼓吹客戶去購買軍火承包公司的股票,「投資一部殺人機器,一家花錢打通關節或行賄而取得國防部合約的公司?」因此開始研究如何才能做有道德的投資,並出版《道德投資》一書。十多年來她積極奔走推廣這種另類的投資觀念,曾經整合「社會責任型投資人」與人權團體、學生團體、教會的力量,促成了通用汽車、奇異家電、美孚石油等在南非投資的大型企業簽署「蘇利文原則」,抵制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寫下輝煌的一頁。 1990年,多米妮找了400家善待員工、顧客、社區與環境的公司,成立「多米妮400社會責任型指數」,開始為SRI投資人編製股市指數,隔年又設立社會責任型基金向外發行。95年後的5年間,基金價格每年平均成長30%,耀眼的表現吸引更多資金流入。 鹹魚翻身 同時期,歐美的金融市場也陸續發展各種SRI的金融產品和指數,促成社會責任型投資的蓬勃發展。比如美國道瓊股票市場推出「道瓊永續指數」、那斯達克推出「社會指數」,英國則有「富時社會責任指數」。研究顯示,被納入這類指數成分股的企業,股票投資報酬率都相對較高。 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副總經理朱竹元解釋,納入這類指數的公司,因為社會和環保責任做的好,獲得外界肯定與客戶的忠誠支持;對內更鼓舞員工、供應商等人齊心努力,形成「善」與「利」的良性循環。雖然初期看起來投資多、成本高,但放長期看一定是增加利潤。以台積電為例,台積電連續幾年獲選為「道瓊永續指數」的成分股,股價表現也十分亮麗。 美國加州有一個擁有1500億美元的全球最大退休基金CalPERS,2002年宣布了它的「社會責任投資準則」,「CalPERS除了投資『公司治理』優異的企業,也每年公佈他們評比的最該改善的10家企業,」朱竹元指出,由於這會連帶影響其他基金也避開這些聲譽不佳的公司,逼得企業不能不儘速改善。這種胡蘿蔔與棍子雙管齊下的SRI機制,是促使歐美企業界重視社會責任的背後推手。 改變企業 因投資人壓力而改變的企業例子其實不少,包括多米妮在內的股東聯盟,說服了可口可樂、百事可樂使用再生原料製造塑膠瓶;另一個股東團體說服寶僑公司販賣公平交易認證的咖啡;多米妮也曾針對全球勞工議題和麥當勞、迪士尼商談,敦促他們對供應商加強監督。 SRI除了可以監督企業「改邪歸正」,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誘因機制。政大會計系教授康榮寶表示,有了SRI後,當企業的社會責任做得愈好,會得到更多投資者的青睞,而募集到更多資金,形成一種對企業的「獎賞」,自然會誘導企業積極去改善它的各項作為。同時,企業為了擠進「道德/社會指數」的成份股,會「自願」把相關的資訊、數據提供出來,給專業的公司做評等。 「SRI的市場機制非常重要,」康榮寶解釋,目前我國主管機構雖對上市上櫃公司有若干環境污染、勞資爭議方面的審核規範,但這都不是「市場機制」;有了SRI,才可引起投資者的全方位關注,進而誘導企業以善行換取利益,「主動」朝高標準邁進,而不只是在法規「強迫」下達到基本要求而已。 歐美社會已逐漸成熟的SRI,何以台灣迄今既沒有SRI的產品,也沒有相關的投資指數出現? 「基本問題是市場參與者──不論是金融業界、投資人、企業──都對『企業社會責任(CSR)』缺乏整體概念,」朱竹元表示,唯有 CSR文化形成,再加上法令面的配套,才可能推得起來。否則就算金融主管單位鼓勵業界發展相關產品,也是一個巴掌拍不響。 「股東行動主義」席捲歐美各地,與消費者、環保、勞工團體,形成要求企業行善的巨大推力。台灣的消費者力量和環保意識都已蔚為風氣,唯獨投資人的意識還在沉睡。股東、投資人若能覺醒,自覺到自己手中其實握有改變企業的籌碼,像當年多米妮等鬥士般,讓SRI在台形成風潮,將是促成台灣大老板們認真思考企業社會責任的臨門一腳。
(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06年05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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