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朝野協商已經達成共識，要把禁止體罰納入〈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並且最快下會期就會通過實施。為了因應「後體罰時代」的正式來臨，不透過體罰而能進行有效的管教，也避免產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變相體罰，全國教師會將在暑假舉辦「面對零體罰」研習營，先期培訓50名種子教師，教授全國教師如何在校園當個「中性第三者」。

對於全教會的這項計畫，我們當然給予肯定，這代表了全教會不但能積極面對新的環境與挑戰，也象徵全教會在爭取教師的基本權利之外，也逐漸成為為教師專業成長提供服務的專業社群。全教會的逐漸成熟，並能成為另一種類的教育促進團體，對於台灣的教育體制來說，是值得期待之事。

不過，對於體罰問題，我們認為仍存在著進一步的討論空間，並希望能藉由更多的討論，而將「零體罰」與「有效管教」成為彼此相容的事項。

進行「中立第三者」的培訓，全教會這一構想比起僅僅是立法禁制體罰，要來得更為積極也更有意義；然而，我們在此要指出的是，教師面對的是學生，教師的管教對象是學生，因此，這其中所牽涉的是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牽涉到社會互動。亦即，無論是立法制止體罰，或是養成教師不經由體罰而能有效管教的能力，其實都只著重這其中的一方：教師，甚至民間某些團體長期以來更是以教師為標靶，視教師為罪魁。

換言之，這「兩者關係」中的另一方：學生，卻是長期以來被忽視的，而這卻正好與禁止體罰的價值觀是矛盾的。也就是說，因為認知到學生所具有的主體性質，因此體罰這一主客對立的權力關係不平等的施為，便是無法接受的；但是，如果我們將學生視為具有行為與思維能力的主體，為什麼在牽涉到師生關係的各種問題中（包括體罰），卻從未注重學生所該相應扮演的角色，而完全由教師來「概括承受」呢？

這個反思提醒我們，必須在「零體罰」的論述與實踐中，將學生這一主體給含括進來，而不能一面說著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一面卻又任學生消失在各種論述之中。這具體的作法應從教師與學生的對話開始來展開，透過對話，可以促進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彼此瞭解，而從中，教師與學生也都能看到對方、瞭解自己：看到對方的想法、瞭解自己的需改進之處。「零體罰」的達成，決不是教師一方的責任而已，如果僅著重於教師觀念、技巧的改變，但學生一方卻依然如故，這樣的成效將是有限的。至少，如果學生真被視為具有主體能力，就不能將改進的責任全由教師來一肩扛起吧！

日前英國醫界以基因篩選的技術阻斷眼癌基因，令一名孕婦成功懷有不帶眼癌缺陷的寶寶。台大醫院亦不落人後，已發展出「基因胚胎篩選術」，未來單一基因缺陷疾病的患者──如喧騰一時的玻璃娃娃與ALD兄弟，將可在「孕前」訂做出健康的後代。

這項技術的發展，令人想起「誰的生命不及格」是否會成為新生兒共同的考題？人人想生「超完美寶寶」會不會複製並擴大貧富差距？男、女比例因此失衡？我們不必過於悲觀，斷言科技的發展必然帶來災難；更毋須為上帝的權威遭僭越或傳統價值不保而哀嘆。科技不離社會，兩者辯證發展。個人基因的優劣不是技術篩選的問題，端看所處的社會脈絡而定，換言之，我們關注的是優劣判準背後的社會關係。強調競爭力的原子化個人，與注重協作共產的聯合體，所需要的基因顯然不同。

科技的生產越來越脫離個人興趣的「手工業」，而涉及龐大的經費與設備，因此耗費諸多人力、物力的科技是否能為眾人所用乃是關鍵，也就是科技的生產、使用的公共化。基因篩選非關優劣，旨在基因與技術本身所處的社會關係是公／私有化的增強或衰弱。

台大醫院日前以「胚胎基因篩選術」為一位罹患基因疾病的婦人「訂做」健康寶寶，聲稱優生保健工作將提早到「孕前」，可在事前剔除帶有異常基因的胚胎，阻止進入子宮著床。看來美事一樁，無可挑剔，但仔細想想若進一步推廣，帶來的社會問題可謂大矣。

首先，普遍存在華人社會的「重男輕女」觀念，雖說男女平權已呼喊多時，卻不可否認它仍頑強的存在。過去有掐死女嬰或刻意墮女胎的情狀，但基於人的良知，至少不是人人敢做。要是將來有可以免於良心譴責的篩選技術，則性別的失衡必會變本加厲。再者，全球化下激烈競爭，小孩5歲就開始補習，十八般武藝要樣樣精通，如能在受孕前即進行基因篩選，難保父母不會一窩蜂想要提高小孩的IQ、身高等等，競爭提前開始，苦煞人也！

許多科技在發展之初總是帶給人們美好的希望，但往往因人類的自大，反而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可不是嗎？性別過度失衡可能導致人類滅絕，競爭拉長可能加深不平等。過於自大者，宜當心自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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