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庭弊案對執政黨造成的傷害，隨著案情深化而不斷擴大，已經超過民進黨任何個人或派系所可以單獨承受的程度。缺乏反省力的民進黨諸政客對這點倒是看得很清楚。她／他們為求自保，暫時收下前此急於與陳水扁分割，以及所謂「四大天王」互鬥的演出，而開始塑造「生命共同體」。這個民進黨版的「生命共同體」塑造運動，到目前為止，已經演出三則戲目：第一，「鞏固領導中心」；二，力戒派系鬥爭檯面化；三，挑逗族群對立。這其中，除了「鞏固領導中心」稍具新意之外，其他則都是舊戲。

挑逗族群對立，從十多年前李登輝掌權起，便成為台獨份子操弄台灣選舉的有力武器，而且效果奇佳，是台獨聲勢高漲以及民進黨奪取政權的最重要手段。於是，只要台獨意義受到質疑，或是選舉到來──特別當民進黨選情不利時，族群的挑撥就會以或明或暗的巧妙方式出籠。族群的挑撥不僅化解台獨或民進黨的各種危機，而且造成一種無形壓力，逼迫一般民眾選擇台獨或民進黨；彷彿不支持這種論述，就是「不愛台灣」，就是「台奸」。這種無形壓力形之有年，已經成為台灣人民思想的一種緊箍咒，不僅台獨份子徹底相信它；即便是不支持台獨的人，也不知不覺中受這個緊箍咒的制約，而成為思想與決策的依據。

這個緊箍咒制約的最明顯例子就是馬英九。在這次第一家庭弊案而引發民怨的發展過程中，作為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馬英九的表現瞻前顧後，完全表現不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領袖風格。論者多認為馬英九法律人性格使然。但是，如果細查馬英九的長期言行，人們將發現省籍的考慮一直制約者他的各種主張與判斷。

例如，馬英九終於決定支持罷免陳水扁的主要因素，不是基於對正義是非的堅持，也非基於適法性的考慮，而是因為他發現台獨教父李登輝表態要求陳水扁下臺。顯然，馬英九下這個決定的主要考慮，是要確保這個決策不會被戴上「外省人欺負台灣人／台奸」的帽子。但是操弄族群問題高手的李登輝絕不會就此心慈手軟。他適時提出扁下呂上，為的是要「延續本土政權」。

看吧！「本土政權」這種反民主的口號又出籠了。族群操弄已經在不幸的台灣上空再度張牙舞爪了。

高層違法亂紀，庶民慘不忍睹，檯面上的政黨盤算的往往還是政黨利益，能夠制衡政治領域的，在台灣似乎只剩下能夠「用腳投票」的大老闆們，但他們「制衡」的方向也是每每站在其立場維護其階級利益、企業利益為主要宗旨。究竟還有誰是制衡執政當局倒行逆施的潛在力量？

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能否擔當重任？答案恐怕不大樂觀，NGO往往是政府推動政策的「社會伙伴」，諸多親綠的民間社團與當局關係密切，且仰賴公部門資源供輸，缺乏會員基礎甚難產生動員能量。另外一個可能性存在於擁有會員與自主經費來源的工會，綜觀各國民主化與政治改革的過程當中，工會總能帶動起反對者的角色，但台灣所謂的自主工會，一路跟著民進黨屁股後頭跑，對限制工人團結權甚巨的場廠與企業工會體制缺乏認識而墨守成規，值此需要人民制衡政府政府之際，工會團體選擇沈默以對，的確不令人意外。

而工會如欲有所行動，也肯定不是放任頭人上電視大呼小叫。組織一場不合法卻能振奮民心的政治性罷工，抗議隱藏在「愛台灣」下最糟糕的欺騙與陰謀，推翻貪腐政權、建立勞動者社會主人的位置，會比搞啥子「勞動權入憲」，草根又直接。

面對「貪官污吏」，國親兩黨採取體制內外兩手施壓的手段，試圖讓阿扁仔自動下台，體制內手法包括倒閣、罷免案的醞釀，體制外則是號召工瑕餘民採取「週末集會」的方式，企圖展現所謂的「人民力量」。這實在是讓人笑到Orz了。

在1989年11月17日起，捷克首都布拉格便出現超過10萬人的遊行活動，而且之後每天都有遊行活動向政府要求結束共黨統治。11月24日雅克什辭去共產黨第一書記一職，並舉行首次的多黨選舉。在這之前，菲國「人民力量」一百多萬群眾也在大主教辛海梅號召下，推翻馬可仕政權。這一類的抗議能夠在短時間內集結大批民眾，在一般正常工作日持續不懈地抗爭，堪稱成功的「慶典式革命」。

抗議行動必須是持續性的，絕非假日中產階級的上街進行「另類政治消費」即可克竟其功，但泛藍政治人物何以只甘願進行假日活動，而不願號召罷工、罷市等更激烈的人民運動，即已反射出泛藍即使在野，也依然是維持現有社會秩序的政治代理人，這也注定了即使泛藍執政仍舊不願真正站在民眾立場，解決台灣當前積重難返的社會危機，如此又能號召多少民眾真心加入其「反扁」的行列，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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