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開案以來，台灣的許多媒體充分發揮第四權的功能。在政治被藍、綠兩極標籤化，司法檢調普遍不受信任，學運社運出奇沉默之際，這些媒體發揮監督執政者貪污腐敗的作用，值得所有愛好民主人士的喝采致敬。

雖然這些媒體發揮「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作用，但是人們也看到另外有少部分媒體扮演政權的化妝師。他們曲意避重就輕，轉移讀者的注意力，訴諸不相干的議題，或甚至挑撥族群對立意識等等手段，完全背離媒體工作者起碼的專業準則，其目的不外為掌權者的貪腐無能的失德失責掩飾。在人們憤怒而近乎無奈地見識了台灣統治集團駭人聽聞的貪污弄權之餘，台灣多數善良人民還得忍受這些假新聞之名而形為權貴者護航之實的混淆是非。

這些媒體之所以能夠混淆是非，實有深刻的原因。它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資本主義時代媒體的氾濫，使得現代人高度依賴媒體來獲取外在訊息，而台灣缺乏媒體識讀教育更令媒體的閱聽人不知道、也沒能力對媒體的訊息進行批判性的省察；商品廣告的需求又合理化媒體訊息的包裝加工。經過包裝加工的媒體訊息，往往只呈現片面的事實，甚至與事情真相南轅北轍。真偽既然難分，是非也就難辨。於是，在資訊最豐富多元的時候，反而是真假是非最理不清的世紀。這些資本主義時代大眾媒體的特色遂令豐沛的資訊反而成為欺瞞民眾的幫兇，印證了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所謂的啟蒙的辯證發展：大眾文化成了集體的欺騙。

除了這些資本主義大眾媒體的特性之外，台灣的媒體又多了一個複雜的因素：統、獨的對立。許多誤導訊息、違心議論的做法都可以從統、獨的立場而得到自我合理化。最近某些媒體對統治階級的曲意阿護，為其明證。媒體一旦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真相與是非就成了希世珍寶了。

「解散是為了台灣新願景」，推動稅改、解救卡奴的泛紫聯盟於上週宣告解散，聯盟召集人簡錫土皆不耐泛紫仍停留在「社運」的階段，大躍進似的提出重建社會民主新價值的訴求，慎重推出政壇上的「第三勢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民主在歐陸各國二戰後的實踐經驗不僅遭遇來自全球化的危機，更重要的是其本身退化為「選民取向」政黨的危機，更何況當時歐洲社民黨與強大的工會上存在某種結盟的關係，而工會往往在關鍵時候得以扮演起牽制投機政黨菁英的角色，即使在勝選的考量下也不能違背勞動者利益。然而，社民黨的組織性群眾基礎在當前台灣並不存在，未來除了「選票」之外，亦不存在來自基層的制衡力量，也意味著缺乏來自草根的支持，一個空殼子的「願景機器」，似乎很難與真正的改革劃上等號。

此外，新願景的建立，也必須是建立在對過去的大破與對未來的大立之上，動輒找林義雄、施明德、李遠哲等看不出與社會民主價值有何關連的人士，又要如何讓人信服這真的是在提出新願景，而不是民進黨重生運動的借屍還魂？

「建立自主市民社會，社會意見多元發聲」一直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老調子，講了多少年，市民社會難以形成，有的多是隨特定政黨起舞的附庸團體，多元主義則讓位於「本土化」、「台灣民族意識」等意識型態上的霸權，但其尊重差異的精神，卻仍為部分理想主義者所信奉，甚至到了欲其生死的地步，泛紫聯盟於上週宣告解散，未嘗不是多元主義的警訊。

泛紫召集人簡錫土皆坦承，因為是團體會員，有的團體性格保守或有特定政治傾向，議題設定難免有包袱，例如，「打軍公教18％，全國教師會回去怎麼跟會員交代？他們會質疑，參加泛紫怎麼反被打？」

或者勞工陣線與智總對國民年金想像不同，前者推稅賦制，後者卻傾向社會保險制，雖最後有共識，但內部矛盾始終未除。

多元意見之下看似大鳴大放，而內在平等原則卻排除對公共精神的探討，各團體各擁其是，單憑「個體利益」為本進行個人與歷史脫鉤的對話，其間的背反恰好說明民主的實踐困境，這又如何能夠撼動主流價值，遑論建立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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