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義診記錄:抵達金邊
不要問國家能夠為你做甚麼,要問你自己能夠為國家做甚麼。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 約翰.甘迺迪 John F. Kennedy
6/12日,連日的雜事終於被擱下,但我還是失眠了一整夜。早上六點,背著書包和背包,輕裝便捷的抵達民生東路和敦化南路交叉口的基金會樓下。時間尚早,我們把先前已打包裝箱的義診用品搬上車後,趁著上班族都還沒出現,出發前往機場。此行雖然有任務在身,但比起前陣子,心情仍輕鬆需多。或許,逃離,總是讓人覺得輕鬆。
雖然才七點多,但第二航廈機場已經擠滿了人,湊團票的我們,推著義診用品和攝影裝備,夾雜在臉上無不開心的情侶、孩童、老人家之間,有種置身是外的感覺。在候機室裡等到清早從高雄上來會合的四位醫護人員後,我們順利的登機,開始這趟義診之旅。
機長拉昇了飛機,離開了地面,房舍與田野漸漸變小,接著機翅稍稍傾斜,彎進了前往金邊的航道。攀在身上的煩惱也逐漸鬆開,肩膀不再沈重,雖然坐的是機尾引擎旁邊,但帶著逃離的愉悅,讓我無視噪音,睡了一個好覺。直到看著地面上交錯淤積的河才醒了過來,不久後,飛機便降落在炎熱的金邊機場。
「一塊,一塊。」受理落地簽的人員說。但沒有人理會他。
「一塊,一塊。」負責通關的人員說。我搖搖頭,站在櫃臺邊發呆,直到他把證件蓋好還給我。
這些狀況在埃及也遇過,早就見怪不怪。曾經還聽過埃及的計程車司機認為,埃及的古文明是祖先留下來的遺產,外國人到埃及來,只是為了觀光。但是埃及的物價低,薪資也低,所以對本國人和外國人收取不同費用,是件合情合理的事。如果不接受,那可以不要搭他的車。我們在路邊議了很久的價,後來雖然沒搭他的車,但他也沒有生氣,雙手攤了攤便走了。
在堅不給錢的情況下,花了許久時間,所有人才順利入境,海關人員正在等著我們。
「要順利過去,可能更不容易。」我說。
「沒關係,我們的東西比來就準備申報。」負責義診大小事務玉澤這麼的回答。
海關人員擋住通往申報櫃臺的路,揮揮手要我們往不需申報的櫃臺走,接著要我們把箱子打開。
我心想這可麻煩了,一箱一箱的開,不知道要開上多久,更別說裡面還有一大堆很難解釋清楚的醫療用品。
當我們正要開箱時,海關人員看了看紙箱上,貼著帶著唇顎裂的笑臉標誌,隨即指著自己唇上人中的地方,又說她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麼的,是不是要去國家兒童醫院。
玉澤點點頭,又說了幾句,接著,海關人員帶著笑容,讓我們直接通關。
走出機場,瓦納醫師和護理長跟翻譯頂著豔陽在等候。他們和賴醫師、兩位護士小姐、基金會的玉澤及執行長,和長期與基金會合作的導演在過去的義診已經見過幾次,互相噓寒問暖,顯得非常熱絡。相形之下,我顯得有點格格不入,不過也因如此,讓我得以保持一個觀察的距離。
上了車之後,堆了十一大箱義診用品,外加個人行李的九人小巴位置不夠坐,身材嬌小的護士只好轉身坐在駕駛座和第一排座位間的平台。
曾經因癌症而做了化療,帶著假髮的護理長,一直想要攔下瓦納醫師的車,好讓護士小姐有個好一點的位置可坐。最後她索性要司機停車,下車站在路邊,等著瓦納醫師的車過來。
「她要幹什麼?」
「應該是要去攔瓦納醫師的車,好讓我們好坐一點。」
其實我並不覺得擠,在背包客的旅行中,一台小巴士,擠進十幾個人是常有的事。
時間慢慢過去,沒有冷氣的車靜止不動,正午的太陽,迅速讓車內又悶又熱。
我們請翻譯叫她回來,護理長慢慢走回來,烈日下,她的假髮看起來很明顯,她要我們其中的一個人過去坐。
「她自己過去不就好了嗎?」
「瓦納醫師的車有冷氣,護理長才會堅持要我們過去。」
透過翻譯,我們堅持請護理長坐那台車,然後要車子趕緊出發,好讓速度帶來一點風。護理長幫我們拉上車門,緩緩走向瓦納醫師的車。
車子終於繼續上路,靠著窗外的風驅熱的我在想:常有人說比起日本、韓國,我們的護照實在不好用。對自己的經濟實力和高消費能力自傲的我們,要不是把問題扯到當地的相對我們的落後和貪婪。就是把問題扯上政治,認為是中共的打壓。
但消費和經濟實力,不會帶來尊重,政治的打壓,也不會讓我們變得不被尊重。
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是過去以觀光客身份旅行所不曾看到也不會想到的事情。如果我們老是以帶有進步意味的開發國家或人民自居,並處處要求被尊重。但對位階較低的落後國家,因政治、經濟各種困境,所面臨的問題不聞不問,似乎不是一個恰當的態度。
J F甘乃迪,曾在一九六一年的就職典禮上說過「不要問國家能夠為你做甚麼,要問你自己能夠為國家做甚麼。」的名言,塑造了新的願景與人生價值,進而為美國帶來了一個充滿希望與理想的年代。
時間轉眼過了近五十年,冷戰也已經結束,全球化的腳步加快,或許這句名言,也可以超脫國家的範疇。
不要問世界能夠為你做甚麼,要問你自己能夠為世界做甚麼。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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