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宣言的前半，有著濃厚的古典共和主義味道。認為統治者的德性是政治權力的來源，政治生活的共同目的在於促進公眾的德性（virtue）。至於，在纏繞著扁政府不去的貪腐問題上（連接到陳水扁的「威望」），更採取了類似馬基維利《論李維》裡的共和思想：共和政制逐漸腐化時，有賴具備卓越德性的政治領袖作為楷模，將公共事務帶回其根源，進行定期的改革。

然而，時到今日，適用於希臘羅馬時代城邦政治的古典共和模式，已經很難找到適用空間了。倒是肇源於古典共和思想的幾項主張，歷經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了北美十三州獨立革命後，轉化為美國立憲思想，進而發展成當代的憲政共和主義（constitutional republicanism），為近代民主國家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

簡單地說，憲政共和主義強調以代議民主、權力分立且制衡（check and balance）、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等制度性條件，來節制政府權利，並且保障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所以，憲政共和主義會以「憲政體制」來取代「統治者德性」的要求，以「憲政體制」作為擴深良好政治實踐的模版與網絡。在「創生於法秩序的政治生活」（jurisgenerative politics）裡，透過言論表達、溝通彼此不同的理據，產生可被理性證成的規範，為政治行動提供合理性的判準。從而，憲政共和主義者倡導審議民主，認為經過這種方式形成的核心價值，才是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歸向。

就陳水扁政權的個案而言（也是這次宣言的「標的」），從憲政共和主義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先問：是否已經窮盡了憲政制度上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仍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換言之，制憲者在設計權力制度時，已經預設了制衡總統的種種機制，這些機制是否已經啟動，而仍歸無效？其次，在設計憲政上的權力運作制度時（即便是常常只是「法制移植」（抄國外條文）的台灣），制憲者已經將政治活動上的種種風險包括到制度裡面去，而目前的狀況，是否已經緊急、嚴重到必須啟動體制外的解決手段？這樣的解決手段，會不會危害到憲政制度的恆常運作？

坦白說，以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含增修條文），要制衡總統，除了罷免之外，還有彈劾。因此，依照前述標準，憲政制度上的解決方案，尚未窮盡。不過，反對者可以說，「彈劾權的行使在監察院，監察委員都選不出來了，怎麼彈劾總統？」這項反駁理由並不充分，因為彈劾的制度並未消失，只是暫時無法行使。我們應該作的是「讓它恢復功能」，而不是跳過它、忽略它，另外創造一個橫越它之上的特別手段。更何況，最新的憲法增修條文（2005年），也賦予了立法院彈劾的職權：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制度俱在，只是要不要作而已。

說實在的，我也看不出來，以所謂「高道德標準」來要求總統辭職，對於往後的民主運作有什麼深刻的憲政意義（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我們之所以會在憲政體制裡面提供「彈劾」或「罷免」這兩項機制，就是希望透過民主審議的方式，在公共領域討論出這個社會對於「有問題的政治領導人」的容忍界限在哪裡。具體的一次一案，不奢望建立一個普世永恆的道德標準。否則就像許多人批評的，到底是以誰的標準來作為要求總統自行下台的標準呢？知識份子的，還是農民的？從政人員的，還是社運人士的？

作為一份具有「具體影響力」的應該試圖衝決網羅，讓既有的憲政機制再度運作起來。無論二次罷免或是彈劾，這些都會比道德籲求總統自行辭職，來得更符合民主政治的責任歸屬原則（accountability），更具有憲政意義，也更能建立所謂的憲政慣例。

徒言「制度失靈」，是我們對台灣的憲政制度太沒有信心，還是我們並非真心實意的相信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制度可以運作？當年威權政府把所有憲政制度都凍結了，所以大家才要走體制外路線。現在，憲政制度雖然不盡如人意，但是至少該用的、能用的都在。何以捨此弗為？

作為一個憲政主義的信徒，作為一個公民共和理想的擁護者，我沒有辦法支持一份徒然以道德意識作為基礎，呼籲政治人物作一件「超越既有憲政民主架構」、卻又沒有「重大憲政意義」的政治行為。這種跳空「民主憲政體制」，訴諸人心直觀的作法，，正好給扁政府一個輕鬆的機會找藉口，以「於現行法制不合」為由，擋掉自行辭職的要求。

事實上，扁政府這次的回應，也並非出於忠誠的維護憲政恆常運作，反而是一種綁架制度的作法。這種作法在過去這幾年不斷重複出現。遠的不說，近如行政院長任命案，蘇上謝下，我們看到的是總統恣意行使憲法賦予他的權力，結合政治上的奇里斯瑪效應（charisma），不圖建立長久的憲政慣例，只為短期的政治利益而扭曲憲法權力架構。此次，以「依法行事」來回應「七一五宣言」的挑戰，又一次展現了扁政府慣常操作的手段：以合法性來迴避正當性的質疑。而透過形式上的制憲正名來迴避「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臺灣認同究竟如何形成」的深刻問題，更讓我們再次體認到：再造憲政體制的權力這幾年來是如何被統治者壟斷，進而和族群認同綁在一起，成為個人政治利益極大化的工具。凡此種種，都是讓人對制度（客觀憲政秩序）產生失望、甚而絕望的原因。這或許也是「七一五宣言」要跳空憲政體制來談的原因之一。只不過，宣言的這種談法背後也蘊藏了更大的法治危機，殊值警惕。或許，這就是「七一五宣言」帶出來的民主發展「兩難之境」吧。

我相信，這份宣言只是進步的本土力量帶領反思批判的開端。不過，如果以民主為懸念，終歸必須回到「法秩序底下的政治生活」，來從事積極的鬥爭。否則，不但「七一五宣言」的終極關懷「民主與認同」難以實現，臺灣亦恐難逃「法治國形骸化」的惡夢。寄望這股力量可以將目前遭遇的民主反挫問題，一一導入具體的憲政體制運作，為臺灣未來的民主憲政發展立下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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